论基本权利效力(12)
2017-08-18 02:02
导读：在私人之间关系中适用基本权利效力时首先要强化立法机关的立法功能，使立法者明确实现基本权利的过程中的责任。在私人关系中合理地实现基本权利价
在私人之间关系中适用基本权利效力时首先要强化立法机关的立法功能，使立法者明确实现基本权利的过程中的责任。在私人关系中合理地实现基本权利价值的最重要的责任者首先不是法官，而是立法者。立法者应按照宪法赋予的义务，合理地规定有关私法的，使之具体而明确地调整私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要尊重私法关系主体的权利与自由，使双方的权利得到平等的保护。当然，通过具体化的立法体现基本权利效力时应注意基本权利价值的优先性与具体实现方式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基本权利是通过具体的立法形式得到实现，但这仅仅是指实现方式上的不同形式，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基本权利的效力必须通过具体立法才能实现。如果这个命题成立，那么就有可能混淆基本权利与一般权利之间的价值关系，使大量的基本权利因得不到“具体化”而处于长期的冬眠状态，最终导致宪法虚置化现象。作者认为，基本权利效力的“具体化”只是实现其效力价值的基本形式，是一种选择性的条件，并不是唯一条件。即使被“具体化”以后基本权利效力仍保留其自身的价值，直接影响被“具体化”的法律的选择与具体的实施过程。[23]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基本权利具体化的过程。一是存在调整具体法律关系的法律。基本权利通过一定的立法形式得到具体化以后仍受基本权利效力的制约。在解释和适用法律时，首先要明确法律本身的合宪性，以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的规范内容作为其原则。无论适用何种法律，都是宪法规范价值的具体化，在价值的实体内容上并不存在直接和间接之分。因为法律规定是基本权利规范的具体化、补充与实现过程，法律规定中实际上隐含着对私人发挥效力的规范内容。二是在具体的事实关系中不存在把基本权利具体化的法律。当具体法律还没有制定时可以直接适用基本权利规范或相关的宪法解释。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从目前各国理论研究的动态看，学者们普遍对法官在私法关系中直接适用基本权利效力持怀疑的态度，主张尽可能避免法官直接适用基本权利效力的现象。但法官也负有实现基本权利价值的义务，当法官解释私法上的一般原则时应遵循作为客观价值体系的基本权利规定，至少在适用相关私法规范时对此进行是否合宪的判断。在法官与立法机关关系上，法官要尊重立法权，有义务适用合宪的法律。但具体法律关系中无法找到合宪的法律时法官应当适用基于宪法解释而发现的宪法规范。有关基本权利效力的适用或解释过程中法官的角色问题是需要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
（四）基本权利效力的发挥与判例功能的加强
基本权利效力的理论与制度通常是在判例中形成的，在判例中提炼的理论与规则又再影响效力发挥的实践过程。无论是大陆法还是英美法许多有典型意义的判例直接推动了基本权利实践的发展，推动了基本权利生活化的进程。各国在确立基本权利效力时注重分析现实中的宪法案件或宪法问题，从现实中考察动态意义的宪法。因此判例的比较研究是分析基本权利效力的基本特点与，在宪政实践发展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有关私人之间效力理论主要是通过判例形成的，是特定社会经验与生活实践的产物。因此，在建立与完善基本权利效力理论时应注意判例的研究，并在实践中积累判例。如前所述，基本权利效力的认定与扩大问题，关系到宪政体制问题，应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宪法问题，在取得社会共识的基础上逐步地建立适合本国实际的理论体系与制度。
（五）基本权利效力与宪法规范的生活化
宪法规范的生活化是当代宪法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在宪法统治下的人们通过自己的生活体验感受到宪法带来的利益与价值。只有在日益生活化的过程中宪法才能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基础，起到社会共同体价值基础的功能。基本权利效力的强化实际上反映了这种宪法生活化、现实化的发展趋势，增强社会主体对宪法的信任。从这种意义上讲，基本权利效力的扩大有助于推动宪法规范生活化的进程，对树立宪法权威将起到重要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