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的背后律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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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人们似乎已经达成了这样1种共识：法治应当成为当代中国的理性追求。于是乎，1时间法治节目（频道）、法治报刊、法治教育等5花8门的行当便铺天盖地而至。为什么呢？美其名曰：“普法”。在他们，甚至作为全体的“我们”似乎都来认为只有大力普法才能增强人们对于法律的的信仰；也只有如此，当治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从而确立起来。不过，我要问的是：借助宣传教育、大众传媒和影视节目的途径来达到增强并确立人们对法治（律）信仰伯目的“普法”究竟有什么意义？我想，是具有符号意义的。因为作为权力之象征符号的法律，通过暴力手段确立其权威地位，那已经是古人或傻帽儿干的事儿了；作为“文明人”的我们怎么能够故伎重演呢？文明社会的1切都应当是文明的，于是我们更愿意通过1种形式或者符号来确立法律的仪式化的权威，要让大众知道普法是重要的，要像那么回事儿！恐怕这就算是普法的意义吧。

　　不过，还有1个问题需要说明，那就是：普法的结果究竟有没有或者在多在程度上产生了实际的、预期的效果呢？我想，这并不重要或者意义不大。因为上面我说过，普法本身就是普法的意义，普法仅具有符号意义。这话听起来似乎很别扭，不过我可以借用1句谚语来打个比方。首先，我必须要明确1点的是：我忘记了它的出处不知在哪本书上说过的），但绝非“师出无名”的杜撰。这是1则法国谚语，叫做“教鱼游泳”。在他们看来，虽然鱼是生来就会游泳的，但是他们觉得教过的鱼和未教过的鱼给人的感觉是不同的。这倒不是因为教过的鱼在水里摆动尾巴的姿态或“泳姿”看起来有差别，那其实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他们由此感觉到了某些进步：1是有些鱼接受过科学的教导，2是更令人宽慰或者激动人心的是还有1些鱼即将学习如何游泳。

　　循着他们的思路走下去，以此我们来审视我们的普法并追问其意义。我们发现，他们的看法是对的或者说我们认为他们的看法是对的并在渐渐向他们靠拢。因为他们的谚语（其实就是他们普遍的看法）正确地揭示了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普法用其意义。理解并承认了这1点儿，我们也“应该”感觉到某些进步：1是，有些人接受过法治的教育；2是，更令人宽慰或者激动人心的是还将1批人接受法治的教育。

　　既然如此，我们还求什么呢？对于1个地道的中国人来说，1次宏大的运动不仅没有“倒退”，反而让我们感觉出了“某些进步”，相比较而言，我们可是嫌大了。或许，事实原本就是这样。于是，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时下的党员保持先进性活动与团员增强团员意识活动其实也就是在“教鱼游泳”，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是你是否很“先进”，而是你应该很先进。

　　而这也正是问题产生并存在的前提。因为我们发现普法并没有增强作为独立个体的“我们”对于法律的信仰，相反，有时我们很失望。为什么呢？其1，也许社会整体有了“某些进步”并且仅仅限于整体；其2，也许“进步”仅是1种口号上的，言辞上的表白，而不是个体乃至全社会的行动；其3，普法本身似乎并未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信法或者我们认为它的告知仅仅是“可笑”而已。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尔曼教授在《法律与宗教》中说道：“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便形同虚设。”这句话获得了多少法律人的心。可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呢？他们为什么要守法、信法？难道仅仅是因为不如此法律“便形同虚设”？他们有知道信仰法律这种伟大意义的“义务”吗？法律究竟能给他们什么呢，以至于他们心甘情愿去信法、守法？毕竟，“我们不能靠掩盖思想中的怀疑因素来建立1种虚伪的信仰。”（叶芝语）

　　既然信法、守法并不是1厢情愿的事，又何必去大力普法？既然法律并不仅仅因为它是“法律”而被信仰，为何不探寻阻碍人们信仰法律的因素呢？其实，钻到“普法”的背后，我们会发现，所谓阻碍人们信仰法律的因素不过是1些被误读的、虚无的假设和命题；而之所以大力普法，不是说我们要建立多么伟大的法治事业，似乎更大程度上是我们自私、自卑与自负心态的1种反映；甚至，被误认为“法盲”的普通大众要比立法者、司法者或者执法者聪明得多，智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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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通过普法来推进法治是我们的1种理想或追求的话，那么至少普法本身已经表明了这样1个事实：法治这项事业是伟大的，但同时又是1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这其实就引出1个悖论：令人向往以求的美好法治理想何以不被人们信仰？是什么因素制约了人们本应该具有的对法治的热情和倚重呢？

　　先让我们看1看我们所给出的近乎“习以为常”的理由吧：1、追求和谐；2、“无讼”传统；3、人性本善；4、施法不威。这些理由似乎构成了我们所认为的法治“举步维艰”的主要障碍；可在事实上，这些理由是很难站得住脚的，不过是1些被误读的、虚无的假设和命题。

　　中国古人立足“人性本善”这1基本价值判断并据此把“秩序与和谐”作为理想加以追求，而这1点的最好证明就是：古代中国人的启蒙读物《3字经》开旨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于是，“则天立法”，追求和谐便是自然而然。可问题是，“人性本善”这1基本价值判断本身就有问题：这1判断的“价值”是为了教化人，通过“约之以礼”而臻于“人人皆可以为圣贤”之和谐，也就是说，其实“人性本善”不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而是自始至终就被作为1种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存在的。在逻辑上是：只有“人性善”才能有和谐，因此就得“人性善”。其实人性到底如何？没有人知道。再者，说“追求和谐”是中国人的理想，我想这也是有问题的。问题是，这个“中国人”在指称谁——如果是指称“统治者”，说统治者追求和谐，这1命题是正确的；可事实上我们（普通大众）也是中国人，我们追求和谐干什么呢？我们不敢不和谐吗？

　　说到“无讼”传统，可以追溯到孔子时期。《论语。；颜渊》：“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就是说，孔子把”无讼“视为审判活动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何以能够如此呢？是因为道德的力量在起着巨大的作用。可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社会”道德沦丧“、”诚信缺失“；甚少道德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在这样的社会中，再用”无讼“传统来解释”无讼“现象是站不住肢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利益最准确的判断者和最坚定的维护者；为了利益，他不可能放弃救济去追求所谓的”和谐“。

　　也有人认为中国自古行政与司法不分，司法成为附庸，从而司法判决缺乏权威性。正由于司法权威的缺失才使民众对司法丧失信任。但是，我们忽略了1点：那就是，正是由于司法与行政不分，如果就司法判决是公平的，它将获得更高的权威和信任；之所以民众对司法丧失信任，是因为司法判决本身就不是正义的，是因为行政对司法的干预。因此，实行“法治”，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不在于通过“普法”来教育民众，而应当对政府普法，通过法律来控制行政权。

　　这样看来，普通民众不仅不是愚昧的，反倒可能是聪明的。那么智慧的民众为什么不懂得为权利而斗争呢？答案是：他们只不过没有选择法律的手段来维权，而是通过其他途径更好地维护了自己的权益。我们知道，权利都是有成本的。在考虑对权利进行救济之前，人们首先是要考虑救济的成本。人们既然完全可以通过“后门儿”、“面子”、关系等方式来达到问题（纠纷）解决的目的，又何必去诉诸法律呢？司法程序能够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方便与好处呢？费用、时间以用令人怀疑的判决，哪1点能够成为我诉诸法律的理由呢？如此看来，普通大众并非“法盲”，而是喑悉法律的高手、智者，因为他们图的只是1个公道（问题的解决），从来就不关注什么形式上的意义！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1厢情愿地大力普法呢？除了我怕说过的“符号”意义外，这似乎在更大程度上是我们自私、自卑与自负心态的1种反映。通过普法，我们收获了什么呢？倒是普法本身成了1种工具，1种手段，给予我们丰厚的“经济”回馈，谁还有时间去关注、研究并检讨法治本身呢？在与西方的共时比较与历时比较中，我们真切地感到了我们与西方法治国家存在的差距，以致于要通过“变法”来达到1种“政府推进型”法治；同时这种自卑，也让我们忽略了对本土资源的开掘，忘记了西方法治建立的基础：自然理性主义而不是建构理性主义。也正是自私与自卑的合力又促成了我们的自负，以致法治在我国的确立过程中，“不但过分对抗另文化传统，也偏离了西方法文化的精神传统”（范忠信语），呈现出过多的扭曲和异化。

　　法治是美好的，但又不是普适的。通过普法看法治，我们发现：其实法治是1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1项艰举的事业。在此过程中，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尽人力，听天命”（苏力语）。话虽有点儿消极，可道理却未必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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