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力量一再左右司法断案律毕业论文

　  1场审判中的所有人———辩方律师、公诉人、审判长、主审方法院院长都持无罪意见，但受审者周澄最终获刑5年。在刑满出狱之后，周澄偶然从当年主审法院院长范玉林那里得到了1套与案件审判有关的案卷副本。范玉林是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后将材料交给周澄的，并对周澄说：“在法庭上，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上面要判几年就是几年，我们已经说了不算了。”（《中国青年报》12月7日）

　  “上面要判几年就是几年”，无罪被判成了有罪，司法的各个环节尽皆失守，完全成了摆设，这无疑是应该写入中国司法史的丑闻。

　  到底是什么惊人的力量让公诉人违心地提起公诉，让法官成为乱判案的“葫芦僧”，让辩护律师的辩护全成无用功？在中国，只有那些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领导———也就是法院院长所说的“上面”———才有此威力。

　  “佘祥林杀妻冤案”的曝光，让1个词流传甚广，那就是“先定后审”。佘祥林案件的处理结果是经过市、县两级政法委组织有关办案单位、办案人员协调，并有明确处理意见后，再由两级法院作出判决。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总结这1案件的教训时，认为“先定后审”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是导致冤案的重要原因。周澄案也完全可以说是“先定后审”，“上面”先定了性甚至定了罪，法院无条件地作出了符合“上面”意志的判决。

　  不过，周澄案更可以说是“审了也白审”。与佘祥林案稍有不同的是，周澄案是先由1审法院进行审理，合议庭也作出了“证据不足，应宣告无罪”的评议，事先倒没有定下审判的调子。但1经向有关领导汇报、领导们的意见下达后，1切就完全变了。只要领导1句话，法官在法庭上的审理、取证等就全部作废，作出的评议也等于无效，这难道不是“审了也白审”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所以，有关领导无论是以哪种身份，地方政府首脑或是党委领导，都不能干涉法院行使审判权。但现在，“领导的具体要求”以及“讲政治”、“考虑社会效果”等虚妄之词，而不是证据，成了判决1个公民是否有罪的理由。这当然不是法治，而是地地道道的人治。

　  在领导意见的左右下，持无罪意见的1审法官们判了周澄5年徒刑，周澄上诉后，2审的法官们仍然持无罪意见，但“考虑到本案（被相关部门）多方关注与过问”，“考虑到上面的意见要求，本案是交办的案件，并且提出了主要意见”，于是维持了1审判决。“上面”的确是够威够力，1审、2审尽在掌握完全不在话下。但如此审案，公民获取司法救济的渠道已被完全堵死，冤假错案的酿成也就具有了必然性。“法官的上司只是法律”，这种理想化的设计，在当前的中国很难实现。法官的上司，除了法律，更有那大大小小的党政领导。司法的行政化和地方化———在判案上受行政方面的干预，用行政工作的方式处理案件，在财政上仰地方政府的鼻息———让其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司法腐败和不公正判决此起彼伏，这为人诟病已久，周澄案只不过是将这种体制上的弊病进1步凸显而已。不过，更可怕的是，在当前的体制下，“上面”对司法的干预完全是1种“合法性”的干预，不但干预起来不露痕迹———除非是腐败暴露，而且司法工作人员对此也有些麻木。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建立对干扰司法的有效惩罚机制的呼声也由来已久，但显然，如果不对当前的政治体制进行大的变革，这样的机制大约很难真正建立起来。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任由佘祥林案、周澄案式的案件1而再、再而3地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