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序言 自從歷史上第一個．也是最強大的共(2)

這裡想借用康曉光在〔仁政：權威主義國家的合法性理論〕一文中的論點來說明何謂“合法性”。

他引英哲之言說：〔任何一種人類社會的複雜形態都面臨一個合法性的問題，即秩序是否和爲什麽應該獲得其成員的忠誠的問題。而在現代社會，這個問題變得更爲突出也更爲普遍。〕[1]

康曉光又說：〔　一般說來，一種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是指它獲得被統治者自願服從的能力，或者說在不使用暴力的條件下獲得被統治者支援的可能性。〕….〔哈貝馬斯指出，一種制度要贏得人們的承認，即獲得合法性，需要借助哲學、倫理學、宗教對該制度的正確性和合理性作出論證。一個政治秩序失去合法性意味著失去被統治者的忠誠。這便是合法性危機。合法性危機將帶來國家和社會基本結構的變化。〕[２]　　　　

依此，我們可以綜合的說“合法性”即權力得到人民的認同．贏得其國民的忠誠．獲得被統治者自願服從的程度。此處的“法”字我想可以引用薩維尼[F.C.V.Savigny]對法律詮釋的一段話：“法律深深根植於一個民族歷史之中，其泉源是普遍之信念．習慣和民族共同意識，法律是人民關於公正與正義的看法。”[3]因此政權的“合法性”意即該政權的正當性．合理性；也就是政權符合其人民共同意識．符合其人民正當正義信念，而受人民接受與擁護的程度。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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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西數百年來，特別是從鴉片戰爭開始受西方國家百般欺凌以來，如何面對西方？如何克服西方文明對中華文明的壓迫？如何超越西方，恢復漢唐榮光？就已經成為中國知識精英的核心關切之所在了。從滿清政府的“自強運動”．“變法維新”．到民國的“五四運動”．再到共產運動在中國的興起，高呼“超英趕美”，以至於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等等，走的都是學習西方以超越西方的道路。近二十年來，傳統文化在中國興起，逐漸出現了“回歸傳統．超越西方”的主張與聲音，認為中國思想與體制比西方更優秀，認為中國應該捨棄西方道路，張揚自我理據而超越西方。例如蔣慶先生大聲宣告：〔我們可以斬釘截鐵地說，當今中國的發展必須超越，王道政治是當今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見〈王道政治是當今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一文】〈以下簡稱王道一文〉。蔣慶先生在該文中認為：中國的自由主義標榜西式民主，社會主義也追求“社會主義民主”，〔就連以弘揚中國文化爲己任的新，也把民主作爲應由儒家內聖心性之學開出的“新外王”。環顧當今中國的思想界，中國人已經喪失了獨立思考政治問題的能力；也即是說，中國人已經不能按照自己文化（中國文化）的內在理路來思考當今中國政治發展的問題了。這是當今中國思想界的最大悲劇！〕　

這種論述也正是強調中華文化主體性人士，所採取的標準立場，此種自尊自愛的心緒是可貴的，但如果適度放下義理的身份連結，一視同仁，平情論理，則此種悲情感慨，實在有些多餘而大可不必。試問儒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言忠信．行篤敬，成功不必在我，無可無不可，又何必一定非己不可呢？只要民主政治之理念與實際，真合乎人情義理，真有助國家之長治久安，又何必只因其西方關係而非去除不可呢？至於所謂“中國人已經喪失了獨立思考政治問題的能力”一語，恐怕也失之情緒過強而格局過小了！其實要照中國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所謂的“獨立”，恐怕只能解釋為“自立”與“聯立”的互補互成，相即相融。世界不存在西方思維模式下的“單體”“獨立”，人間社會本來就是相關相涉，聯立共在的。

在當今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下，國家之間利害相關，互動頻繁，相互之間的關係複雜而多元。一個國家的繁榮發展離不開他國的承認與配合，國與國之間時刻都處在一種交互影響的場域中，國家的舉措與決策都不可避免會涉及他國的利益，因此談國家政府的合法性建設問題，有一個命題是不能逃避的，那就是國家的國際人格問題，國家政府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合法性”問題。如果一個政府在世界人民心中被判定是反人類的．不義的．非法的．罪惡的，從而受到各國人民及國際社會的各種抵制與敵視，那麼，也會對該政府的生存發展帶來極大的危險。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垮台就是一個例子。國內社會是聯立相關的，國際社會也是聯立相關的，因此國家根本不具備絕對至上的主權，國家政府也不可能不理會國際社會關於“正義”．“人權“．”法治“．”公平“…..等理念，而可以在自己的國界內任性施為。蔣慶所謂〔西方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主權”上，而“人民主權”是唯一的、最高的、絕對的、排他的、不可讓渡的權力，因而在政治上是不可制衡的權力。〕此種將古代的國家主權論說，安放在現代國家內部的民主體制上，顯有張冠李戴，刻意醜化民主之嫌！而且將１８世紀的主權觀點，當成是當代全球化格局下，民主政體的實際情況，更是一種時空倒錯與觀念混亂。

在當今全球化的情況下，中國人思考他們的政治建設與發展問題，無論如何的主義，也不應該走“自我指涉”．“自我證成”．“自我複製”的原教旨封閉道路。要在當今世界上與他國共存共榮共立，就不能不尊重他國的觀點．立場與利益，也不能不與國際主流理念交流，尋求互相承認，互相接納，互相融通之道，這種交流融通不但無害，更也是追求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幸福而有尊嚴的必要道路。因此國家在國際人格上的“合法性”建設問題，也就是國家權力承繼的合法性．施政的正當性，司法的正義性，以及對國際組織國際法相關協定的遵守與承擔。在此情況下，國家內部體制之建設，無論你採取何種政體，都沒有任性而為的權力，也根本不具備什麼“唯一的、最高的、絕對的、排他的、不可讓渡的權力”。就當今全球化世界格局來看，權力是多元的．相對的．共存互立的．互涉互成的，這其實更合乎中國文化的思維模式，也更能提供中國人揮灑的空間。中國做為崛起的大國，做為世界負責任的大國，做為越來越涉入世界事務的大國，如果其學者在思考該國政治建設問題時，完全不考慮全球因素，不考慮如何能在國際格局下證成與安立，這樣的合法性建設，顯然不具可行性，也缺乏時代意識與前瞻性，實在有閉關自守之嫌！因此，中國當代之合法性建設，必須包括中國在國際上應有的身份．位格．形象與威信，必須融通入國際人權．生態．和平．民主憲政….等基要理念，才能為中國的安富尊榮提供全球化社會場域中的支撐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