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序言 自從歷史上第一個．也是最強大的共(4)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

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與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我想只要我們不做片面的理解，應該不難看出這段對話裡面，本來就具有很強的合法性論述，其核心義理也完全可以與現代民主的合法性理論相通。孟子所謂：“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這是說明皇帝不是政府權力的擁有者．而只是代理者，無權把政權轉給他人。那麼天下是誰的呢？孟子回答是“天”的，一切價值來自最高信念源的依托，一切權力的正當性來自最高價值的認可。而天意即民意，天聽即民聽，天心即民心，“　天受之；民受之。”的最後歸結，也就是政權必須有人民的依托，必須得到人民的認可。用現代眼光看，這不就是如假包換的民主理念麼？這不就是現代政治無法逃脫的“合法性”之所在麼？中國人要按照自己文化的內在理路來思考自己的政治發展問題，難道不應該尊重《尚書》及《孟子》的核念麼？

可是蔣慶先生卻刻意的將“民主政治”說成是“極端世俗化、平庸化、人欲化與平面化”，說成是“無道德無理想”，從而得出政權立基於民權．民意之上，是危險．有害的．是不可欲的結論。為了排斥民權．民意，他勇決的拋棄西方民主體制，同時也否定“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的中國理念，自我做古的獨樹一幟，他說：

〔但由於“一重獨大”，排斥了其他的合法性，得不到其他合法性的制衡，因而膨脹不受約束，帶來了許多政治上的問題。比如，“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排斥了“神聖合法性”，使政治權力在“政道”層面上得不到神聖價值的制衡，就算“治道”層面權力制衡的“三權分離”制度如何精巧，也只是服務於世俗民意與欲望的工具。〕

這段有點希奇古怪的觀點，分析起來也真使人有些暈眩。

“人民”固然是個單一的實體詞彙，但在實存面上，卻是億萬的芸芸眾生，這樣的眾生有何神通可以“一重獨大”呢？考之往史，無武力，無組織的人民，總是各武力集團魚肉的對象與徵調的砲灰，又有什麼本事能夠“膨脹不受約束”呢？蔣慶先生的想像力也實在太古怪了吧！再說，不論蔣慶先生用他的概念框架，論述出多少合法性類別，追根究底，所有的“合法性類別”最後仍然只能歸結為民心向背，所謂的宗教的“神聖合法性”，也仍然只是民心民意的組成部份，所謂“孫悟空逃不過如來佛掌心”，人民意志才是國家權力的最後依托，任何拋開民心否定民意的政治設想，永遠是不可能穩定的。　

想來他也許不明白，民主政治之所以將政權的歸屬設定在民心民意上，實在是一個有關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安排，也是人類數千年政治鬥爭後的痛苦結晶。因為每個人．每個政治集團都有其利益需求，也都會因各種緣由而發生衝突。例如：各級權力如何移轉？移轉給誰？應該設立那些機構？各機構之預算應該是多少？應該抽多少稅？應該在國際上扮演什麼角色？………..都會有爭議，有些爭議可以協商解決，有些爭議可以司法解決，但總有些爭議無法說服，無法退讓，也無法用司法處理。有國君之時，固然可以由最高權力者來裁決，但是，最高權力者是一個具體的自然生命，在其運作中會發生許多問題：其一．他本身是政治衝突過程中的一造，會因為個人偏見．感情．利益的涉入，而做出不公平不公道的決定，從而引發更多的政治紛爭。其二．自然人會隨著年齡而改變其意志與能力，也會隨著人員更換而改變其威信，總會有壓不住陣腳的時候，這就可能帶來政變與內亂。其三．正如歷史上君王政治所表現的那樣，為了權力繼承沒有共信共守的合理安排，從而產生爭奪不斷．殺機不斷的後果。相對而言人民是個整體，無論生死存亡如何改變，總是存在著．活動著；而且，由全體人民做為法政體制的後盾，足以制服任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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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權力不是任何個人固有物，權力是人群聚集，再通過組織化所形成的一種政治力。因此我們可以套用“民有．民治．民享”的觀念說，權力既為人民所有，權力就應該被人民所治理，權力也應該為人民所享有。這樣的理論格局就證成了一個公正公平的原則，權力既由人民產生，當為人民所與享用。生產者擁有其產品這是公正的．“適格”的，與此相對，君主體制，將國家大權集中到君主手中，就是對人民權力的剝削，就是不“適格”的佔有不屬於他的東西，這是不義的。再說將國家大權押到一個人手中，其不安不穩是歷史中已經充分證明了的，今天的人如果還主張這樣幹法，那就是不仁不智，不仁不智豈是當今儒者應該主張的麼？相反的，將國家大政誰屬的決定權，散播到人民手中，正是將國家長治久安的責任，押到最後承受者的身上，這樣的安排也就走到自律自治自主的道路上，落實了“天下為天下人的天下．有德者居之”的儒學理想，這不是甚美甚善麼？此外，大權有大危險，權力可以為大惡也可以為大善，政治善用了名實分離而相生相剋的原理，將名義大權放在人民手中，而將實際權力再分成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制衡，最高權力者及各級政府領導由人民推選，人民又由政府治理，如此，互立互成互制，實在深得中國太極思維之妙，蔣慶先生所謂“民意一重獨大”的論斷與擔憂，實在是對民主政治太缺乏了解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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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三重合法性論說的合理性;

正如上文已經論述的，“合法性”是一個綜合，是一個“一”，理一而分殊，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場，運用不同的概念體系，都可以論述出許多分門別類的“合法性”。蔣慶先生站在“參通天地人爲王”的公羊家立場，以“天地人”之三重框架，建立天地人三重合法性論說。認為：“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聖的合法性　；“地”的合法性是指歷史的合法性；“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這是方便說法，盡可以隨人歡喜，因勢乘便。但卻不可以自建言語迷障，又作繭自縛的以為，這“三重合法性”是根本的分類，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的本質性分類。因為分類是建構的，任何分類都不能窮盡分殊，而任何分類都可以有其綜合統貫，有其合一。在現實上，我們可以接受一事一義，但經過哲學的綜合思考，我們完全可以通過統整，用一義而函蓋多事。因之，所謂“三重”．“四重”．都只是人用其分析準據，借義立事，所形成的範式。不管分類者如何認定其分類價值，歸根究底，“天”的合法性，“地”的合法性，還是以當代當時的人來代表。而這些人為什麼能代表“天”代表“地”？多大程度能代表“天”代表“地”？說到底也不過只是某些人的相信與推定而已！這樣的相信與推定即使實施了，又對政府“合法性”建設有多少相關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