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哲学毕业论文 > 哲学论文 > 正文

──中国宗教的系统阐释 ; 摘; 要: 中国是一个被(5)

2013-06-10 01:04
; 大乘佛教真正在中国生根成长的时期是魏晋南北朝。“佛教能够迅速传播是有其深刻的背景的。魏晋南北朝特殊的社会环境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人士不同的心态，成为接受佛教的良好土壤”（４，３７６）。其实应该修改这段引文中的一个字，即“不同的心态”改为“相同的心态”。佛教在这一时期形成巨大的历史潮流，是全社会的一股合力。所谓历史性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各自以自己的目标参与其中构成的整体性。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人朝不保夕，无论是王族、权贵还是黎民百姓，兵丁奴俾皆如此。于是，人人需要终级关怀，“佛教的‘苦空’理论，涅般木 境界、净土天国自然大放光明，吸引众生”（４，３７７）。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理论的发展为中国人接受佛教准备了思想基础。“魏晋玄学家以道注儒，何晏、王弼等人提出‘有无’、‘本末’、‘体用’、‘一多’、‘动静’等一系列本体论范畴，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士人的理论思维能力。……与佛教哲学之间找到了一种可以互相转译、理解的共同语言，可以彼此对话了”（４，３７８）。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为佛教搭建了舞台，该它登场表演了。
; 对于早期佛教在

：科教论文网毕业论文论文网

　　中国的研究，许里和先生当推首屈一指，尤其是他提出的“士大夫佛教”和“王室佛教”的区分更是颇有见地。士大夫指有的知识分子阶层（包括出身士大夫家族的僧人）。“在我们看来，‘王室佛教’代表了早期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政府行为，而‘士大夫佛教’则代表了早期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行为，这两类与外来佛教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佛教得以扎根于中国社会的文化上的同化过程；同时一起推动了民间社会对信仰的理解，导致了民众佛教( Popular Buddhism)兴起与发展。……这种民众佛教是维持佛教在中国社会绵延传承的真正原因，是其晚期大至是明清时期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各项民俗的重要依据”。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 若是没有王室佛教续写佛教的辉煌史，佛教在中国绝不能发挥如此大的影响。据许里和的考查，王室佛教始于晋明帝，其后的晋成帝也是佛教的积极支持者。南朝的宋文帝、北朝的石虎、前秦符坚等皆是王室佛教的信奉者。而崇佛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当然是梁武帝。梁武帝利用其特殊地位，滥支国库钱财，大量布施僧民，大修寺院。“更有甚者，梁武帝四次舍身入同泰寺为奴，然后再由群臣将他赎回。其中两次有记载皆‘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众僧默许之”，（４，３７９－３８０）。王室佛教何以产生？许里和在评述支遁融合大乘佛学和玄学的文本时揭示其中的真实原因：“在这种大乘佛法与玄学的结合体中，核心议题是圣人或至人，圣人同时也代表王者，却具有一种超人特性，乃智慧的人格化，这位宇宙之王通过仁爱说教引导万物臻于终极。……中国宇宙论和自然论已与佛教超验的‘真
理’（真知）观念融合在一起”（１７，１９３）。这表明，王室佛教的根本追求是用佛教的先验性这一思想武器来为中国人空间化的思维方式服务，用佛教来封闭王朝的，用改造过的佛教来取缔人的存在固有的时间性。这种对佛教的阐释也许和佛教本来的精神风貌大相径庭。佛教给德国宗教学家克彭的印象是：佛教的宇宙观“只有世界的流转、只有无本源的运动才是永恒的，而参与流转的物质、实体、事物则是非永恒的，它们有本源，换言之，只有永恒的生成，没有永恒的存在”（１１，下卷，２９８）。在王室佛教中，原始的佛教对永恒过程的崇尚变成了对结果的永恒崇尚。思想的这一变化必然导致行为的变化。中国的僧人开始了对王权的顶礼膜拜。北魏的僧官法果之言直接了当：“太祖明 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４，４０５）。佛教完全汇入了中国宗法式宗教的示虐呈凶的污水之中。
; 佛教在中国的旅程只剩一步之遥了，那就是世俗佛教。早已把儒教的经世致用和道教的长生不老深深埋在心灵深处的中国人，对于接受佛教的基本出发点──百行皆苦之道实在是难上加难。让中国人改变自己当然不如让佛教改变自己。这种对
佛教的改造即是晋宋之际中国佛学从般若学向涅 学的过渡。佛教关于苦的体验是因为世界是空，追求是空，终极关怀是空。般若学的主旨就在于扫除名相，教人“万法皆空”，甚至彼岸世界的涅 也是空。中国式的佛教必须抛弃“万法皆空”，这是历史对佛教提出的要求。晋宋之际的竺道生则应运而生。他将佛经重新排了序，认为其次序应是《阿舍》、《般若》、《法华》、《涅般木 》。佛教徒不应停留在般若学对诸法照观的水平上，还应返回“实相”，即佛的“法身”。“法身”与“生身”相对。佛祖的生身即肉身消亡了，他对真理的觉悟，他所传播的教义即“法”是永存的。在道生看来，宇宙的本体实相就是道或理，理即为佛，佛就是悟理之体，是对宇宙性空之理的体悟，佛即真理的化身。“佛教由道生这里由空转有”（４，４２１）。《中国宗教通史》的这一看法千真万确。
; “有”不仅可以概括宇宙的实相，还应包括人身自有的佛性，即一种成佛的可能性。“佛教徒所谓‘无我’是无四大构成的物质性自我，但不能因此否定由佛理构成的‘佛性我’。道生认为佛理就是众生最善的本性，最高的智慧，最真的实体。佛性非空，亦非神明。因为佛性亦是宇宙的本体，本体只有一个，不能成为个人的神明。众生成佛也就是神明与本体合一，达到一种自证无相的实相，万物与我同一的境界”（４，４２４）。经过这样的论述，其结论是自明的：一切人包括善根断尽的人都可以成佛，这在他那个时代是耸人听闻的。“其实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这种悟性主要还来自道生对中国的深厚素养和对佛教宗旨的正确理解”。（４，４２５）。经过道生的理论整食力 ，中国式的佛教──禅宗已经呼之欲出了。
; 历史的脚步不能用等距离的时间尺度来衡量。从３－４世纪之交的道生到７世纪的六祖慧能２００余年间佛教在中国的命运发生了格式塔式的转变。秦家懿就慧能所作的《六祖坛经》评论道：“《六祖坛经》……强调了日常生活的重要性，甚至指出不经过静坐冥想便顿悟的可能性。……其结果是肯定现世，特别是世俗生活的价值”（５，１９０）。至此，佛教彻底中国化了。禅宗的教义即中国人沉默的生活世界。
; 禅宗的教义完全和汉思维兼容。肯定现世，重视世俗生活的价值是和中国人的观念中从来没有清晰的彼岸世界相一致的。儒教对此阐述不多，道教则完全混淆自然的世界和超自然的世界。因此，中国人无论是追求长生久视还是恐惧牛鬼蛇神，都是这种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同一所决定的。禅宗的思想适应了这种中国式的宇宙观。说禅宗的“直证吾心”和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同构是儒教的性善说的两种表达式绝对不错，不过有点不太到位。从宗教学上讲，中国人没有原罪意识，因而没有救赎观念，人人可以自宠成神、成圣、成佛。这是中国式思想的一大弊病。至于说禅宗是个性化的，这太容易理解了。在中国，整体化的宗教职能只能由儒教来承担，其他宗教不可能有此殊荣。一切宗教的教义中都将包含“希望”的因素。全社会整体化的希望是由儒教早已论述明白的，即以“三纲五常”为结构信息的宗法式政权。留给佛教的只能是个体化的希望，即个人被佛祖普渡的希望。“三教实际上互相补足，各自针对人生的不同问题。自明、清以来，三教渐趋合流；、和释迦牟尼同时受到中国人敬奉”（５，２０１）。所谓互相补足，各有分工，是指儒教是一种整体化的宗教，它提供一种信仰，即对社会的自然化，或者国的家庭化，或者皇帝的父亲化，世界就会和谐，人也就充满了希望。道教是上流社会的个体化的宗教，安逸舒适的生活就追求长生不老和房中的愉悦。佛教自禅宗之后就成了下流社会的个体化的宗教，六祖慧能的贫寒出身和他立志要与士大夫竞争“佛性我”的权力就足以证明它是下流社会的宗教。禅宗反对读经拜佛，反对西行求法，甚至反对坐禅冥想，都给下流社会的贫苦大众提供了个体化求佛的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