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韦伯被公认为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5)

由这个基本差别产生出许多更加具体的差别。

（1）如何看待传统。由于儒教是世俗性质的，所以它接受传统，甚至将传统神圣化。而清教伦理建立在超念基础之上，所以它认为传统根本没有什么神圣的性质。对于清教徒来说，中国人的孝道是不折不扣的偶像崇拜，国家崇拜则纯属“迷信”。惟一能使事间万物得到裁可的，就是它们遵循上帝的意志。清教教义贯彻的是从世界上驱除巫术的最激进的极端措施之一。儒教则毫不触动根深蒂固的民间巫术。这个差别反过来又是韦伯的一个最根本的学说的一部分，在所有地方，传统主义都是特定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的通例。这种传统主义的势力非常顽固，要想突破非有特别强劲的力量不可；并且必须突破这种势力，像理性资产阶级的这样的社会发展才有可能实现。儒教伦理纵然是一种世俗的理性主义，却完全未能做到这一点；不仅如此，相反地它还直接而有力地支持了传统秩序。[34]

（2）如何看待专业化。现代科层制结构的基本要求之一，是职能的专业化和与之相伴的或科学专业知识。。这是现代西方科层制的一个特点，中国官僚的科层制显然是不具备的。实行这种专业化的结果，当然就不可能有什么完备的人格。对我们来说，专业化一直与人文主义理想有尖锐的矛盾。清教伦理成功地克服了这个障碍。因为在清教的概念里，人就是上帝意志的工具；人的最高程度的自我完成就在于在一种职业中发挥他的作用，即使是高度专业化的作用。而儒家的君子却不是在任何意义上的“工具”，他本身就是目的，是意见完美无缺、和谐一致的“品”。这对专业化非但不是促进力量，反而是一种很强的抑制力量。此外，在儒家看来，对于个人有价值的知识只是经典方面的知识。儒家是人文主义者。[35]

（3）如何看待道德“普世主义”。我们现代西方社会秩序的另一根本原则，是它在道德方面的“普世主义”。我们那些最重要的道德义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分对象地”适用于一切人。适用于人的各种大范畴，而不管所涉及的具体人际关系。例如，同任何人做生意都应当诚实公道，不是只对亲戚朋友才讲诚实公道。确如韦伯反复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这种普世主义，就很难理解现代制度是怎样才运转的。因为，诸如信守、保证货物质量之类的商业联系，都必须基于最根本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就是以道德的普世主义为依据的。在这方面，清教伦理强化了基督教的一般倾向。它同裙带关系和区分亲疏是水火不相容的。儒教伦理则与之正相对立。儒家在道德上支持的是个人对于特定个人的私人关系——在道德上强调的只是这些个人关系。为儒教伦理所接受和支持的整个中国社会结构，是一个突出的“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这样，凡私人关系范畴之外的各种关系，在道德上就都是无关紧要的，而且普遍不愿对这些关系承担道德义务。由于制度中的经济关系大都非私人的关系，因而任何突破传统主义的倾向都采取摆脱道德限制的方式，采取“投机者的资本主义”的形式，而不是像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所典型特有的那样，在道德是有所节制地去牟利。[36]

（4）如何看待超念或形而上学的思辨。儒教总的说来是反对形而上学思辨的，与此同时，包括儒教在内的中国思想当中有一种同西方思想正相对立的非常明显的倾向，这是同宗教伦理基础何在这个一般性问题有关的。就儒家来说，宇宙中存在着秩序的诸原则，社会秩序只不过是宇宙秩序的一个方面。但是，与主导性的西方观点不同，宇宙秩序的基础是内在而且归根结底是非人格化的。没有任何与犹太教——基督教的超念的人格化的上帝、创世者和世界之主相类似的神。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宇宙秩序是要以“道”的概念加以阐发的，这种概念在儒家以及大多数其他学派中都是共同的。这种情况同韦伯认为的最重要的另一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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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先知的态度同泛神论的观念体系是不相容的。中国的宗教思想确实不是只有正统儒教一家。但是，它的主要竞争对手道教，也没有向西方的道德合理化的方向发展，而是更加背道而驰。道教包括两个主要倾向。在学识深奥的高层次上，它是一种玄妙的沉思的学说。道教徒不向儒生那样寻求建立一种完美的世俗君子的理想，他们认为人的最高级的活动是对宇宙的本质作一种沉思的把握——这种途径同任何一种以积极的苦行来控制世界的做法都显然是直接背离的。韦伯认为，既然中国人思想的背景是泛神论的，“从事认识”的人对于宇宙的态度如果要合理化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儒生那样以世俗的方式“适应”领域里的世界秩序，要么就是道教徒那样的玄妙深思的离尘脱俗的态度。另一方面，道教也被庸俗化，使巫术迷信广泛地蔓延开来。在佛教方面，也有同道教这两种倾向非常相似的情形。[38]

理性主义是一个的概念，它包含着由各式各样东西构成的一个完整的世界。韦伯认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出理性思想的这一特殊具体的形式到底是谁的精神产品，因为关于一种职业（科学研究，即学术研究也是一种职业）[39]以及在这种职业中献身于劳动的观念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这一观念从纯粹幸福的论所强调的个人利益这一角度来看完全是非理性的，但它却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我们的最有特征的因素之一。这里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恰恰就是存在于这一观念之中，以及存在于每一种关于职业的观念之中的那种非理性因素的起源问题。[40]现代科学起源于现代西方却是与特殊的西方理性主义的非理性因素关联着的，这的确是一个科学的或理性主义的悖论。;

结语：中国科学的发展趋势与现代西方科学的未来

儒教理性主义在19世纪的中国以前由于未能实现由“适应型理性主义”向“宰制型理性主义”的转化，按照韦伯和帕森斯的看法，是不可能产生如同现代西方科学那样的科学来的。他的科学发展只能是在“适应型理性主义”的框架内继续发展，从而走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科学发展道路来。

然而，理性主义的发展坐标是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新教理性主义出现以前的西方理性主义，尽管也有信仰与现实的强烈对抗，但由于未能摆脱神秘主义的诱惑和纠缠，未能体现彻底的禁欲主义，这种对抗的性质与新教理性主义有质的区别，但新教理性主义最终在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形态的风云际会之下破土而出，使西方理性主义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