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韦伯被公认为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6)

同样，儒教理性主义，在挟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发生了蜕变和裂变。“适应型理性主义”出现了向“宰制型理性主义”过渡的趋势，同时，“适应型理性主义”和“宰制型理性主义”也出现了调和的趋势。诚如姜义华所言，中国完全能够发展出一种调和“适应型理性主义”和“宰制型理性主义”但“和而不同”的“新理性主义”[41]。并且以这种吸收了现代文明各种积极成果的新理性主义，来解决好社会大转折中出现的诸多失序、失衡和失范的问题，实现使中华文明自身科学化和现代化的目标。[42]韦伯对儒教理性主义的未来并没有进行很系统的讨论。但从韦伯判定的儒教理性主义的根本特征来看，作为对现实世界的“适应型理性主义”，社会的动力资源虽然不足以产生西方式的“宰制型理性主义”来，但它是能够转化和适应西方现代化运动所造成的现实世界的。中国社会虽然不足以产生现代科学，但完全可以吸纳现代科学，并以此为基础发展现代科学，以适应这个充满竞争和已经现代化了的世界。韦伯承认：“对于近代文化领域里，在技术上与经济上皆已获得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中国人大概相当有（可能比日本人更有）加以同化的能力。这显然不是个中国人是否‘没有自然禀赋’以适合资本主义要求的问题。但是，较之于西方，中国人所拥有的各种外在有利于（近代）资本主义之成立的条件，并不足以创造出它来。”[43]

韦伯从理性主义的科学性和现代性的视野，对西方的“宰制型理性主义”这样的“工具理性主义”有着深沉的忧虑和警省，由于这种理性主义对“价值理性主义”的异己排斥，韦伯担心人类的未来命运[44]，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经从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45]当禁欲主义从修道院的斗室里被带入日常生活，并开始统治世俗道德时，它在形成庞大的近代经济秩序的宇宙的过程中就会发挥应有的作用。而这种经济秩序现在却深受机器生产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今天这些条件正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而且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与经济获利的人的生活。也许这种决定性的作用会一直次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原本“身外之物”是新教徒披在肩上的一件随时可以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却变成了人类再也甩不脱的铁的牢笼。除非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或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否则“这个废物”只能“幻想着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46]当然韦伯并不否认现代西方科学的价值，恰恰相反，“韦伯终其一生忠实于现在所谓‘旧式’科学的理想，如果他没有这样做，他大概也就不会成为所有专家所公认的大学者了。”[47]

然而，韦伯认识到，理性对现实的这种质疑最终将会有悖于自身的初衷，沦为自我毁灭。由此理性开始质疑自身的界限，认识到其自我限制。从理性的高度来看，我们怎么能够在理性的角度上证明理性本身的正当性？理性是否存在许多种形式？（以工具理性形式出现的）理性是否实质上是否定生命的？在理性的背后，是否有各种不同的策略为后盾，而这些策略只不过是的语法结构的人为产物，归根结底只是任意武断的？[48]倾其一生，韦伯都在思考理性化历史及其方向、后果、限度及其转向。科学化、化与现代化也都在其理性主义的思考之列。换句话说，韦伯是以从理性化的视野来探讨科学、民主与现代化的。由于人的理性不是万能的，是受各种历史的和具体的条件制约的，因而是有限度的，科学的理性化及其进程也是有限度的。理性主义的挑战及其限度和转向是韦伯最大的兴趣所在，而作为工具理性载体的科学和作为价值理性载体同时又是工具理性的掌控者的人的之间的紧张、对抗和消解是韦伯理性主义的最大困境所在。这是一个真正的“韦伯难题”。因此，他不无谦逊地说：“人类命运的道路，确实会使一个概览其某一片断的人不能不惊讶无比，但他最好将他那些个人的微不足道的意见隐藏不露，就像一个人在目睹汪洋大海或崇山峻岭时所做的那样。”[49]

[1] 作为上帝恩宠者的个人仅仅体现为上帝的创世工具，他是为上帝而活着，为上帝创造社会财富，为上帝去征服和改造这个不完美的世界，而现实世界的不完美正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对信徒的一种入世苦行的历练，他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为了获得上帝的救赎来到这个世界的，他真正的生活意义是在另一个世界，但他必须用在这个世界的一切贡献来向上帝证明他的确是获得了上帝的宠爱的。因此，韦伯认为新教理性主义的典型特征是“理性地宰制世界”。

[2] [德]马克斯·韦伯：《入世修行：马克斯·韦伯脱魔世界理性集》，王容芬、陈维

：科教论文网毕业论文论文网

[3] 参考[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与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页。

[4] [德]马克斯·韦伯：《入世修行：马克斯·韦伯脱魔世界理性集》，王容芬、陈维纲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页。

[5] 韦伯1919年在慕尼黑发表了《以学术为业》的，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科学观。

[6] 参考[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V》，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页。

[7] 参考[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29页。

[8] 参考[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2——33页。

[9] 参考[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35页。

[10] 参考[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5页。

[11] 参考[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V》，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8——451页。

[12] 参考[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V》，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8——459页。

[13] 参考[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V》，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

[14] 参考[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