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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人自身这一主体自然生态的异化、失衡问题，对于外在自然生态问题虽然涉及较少，但对工业文明、商品经济所带来负面问题，所造成的病态欲望与自然生态的灾难，也有着深刻的论析与批判。他写道：“工业的宦官投合消费者的卑鄙下流的意念，充当消费者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皮条客，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窥伺他的每一个弱点，以便然后为这种亲切的服务要求报酬。”这里，马克思入木三分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肮脏的内质，它以激发消费者病态的、畸形的物欲为手段，以达到最大的利润收益。这对今天物欲横流的社会状况也是具有极为强烈的批判力度。
由于追求资本的最大效益，“这种异化还部分地表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上，即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在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畜类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例如，“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劳动者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窒息人的文明的瘴气所污染。”请注意，马克思这里把人的文明、工业的文明，称为“瘴气”，他的情感好恶，价值的善恶判断都显露无遗。
“光亮的居室，这曾被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现在对劳动者说来已不再存在了。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所固有的最简单的洁癖，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污秽，这人的堕落、腐化的标志；这文明的阴沟，成了劳动者的生活要素。违反自然的满目疮痍，日益败坏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1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今，自然界已是満目疮痍、日益败坏，那么，人类生存的极限已到了临界点了。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在环境的问题上，最为严重的是工业所造成的自然生态失衡，马克思具体地指出： “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河里有轮船行驶，一旦河水被引入只要把水排出去就能使鱼失去生存环境的水渠，这条河就不再是‘鱼’的本质。”2人这一族类为了生存，必然要从自然中获取生存的生活资料。但对于自然的获取有二种方式。一是采取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尊重自然，像马克思在《手稿》中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喻成太阳和植物，二者互为对象、互为表现。在获取自然物质时，不是切断生物链，而是像种植作物、豢养猪羊那样取得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在获取的时候保持生态的平衡与持续发展。另一种则是采取征服、掠夺自然的方式，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毁灭了自然，就如马克思以上所描述的那样：满目疮痍、日益败坏，河不是“鱼”的本质，“自然”也不是“人”的本质了。
对科学技术的反思 上述触目惊心的异化现状，不能不使马克思对促进现代化高速发
展的科学技术，进行反思，并予以质疑：“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鈍的物质力量。”3科学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陷入了悖论的困境。人通过“发现和进步”，创造了科学，从其源点来看是“纯洁”的，因为它是“自由自觉”的人的类本质的展现，是一种创造性的、人的类本质力量的确证。但在“控制自然”的过程中，在异化的社会形态中，科技的发展与人文精神却形成了尖锐的对峙局面。科学，经工业的媒介，在实践上进入人类的生活，创造了物质财富，改善了人的生存状况，促进了社会文明；但它的负面质素也同时暴露出来，它造成人性的工具化、物化、商品化等人文精神失落，乃至“道德败坏”的现象。自然科学愈发展，物质力量就愈强大，人文精神也就愈贫弱，这就是西方工业社会发展的事实。当人的活动遭到否定，成了被迫的、被摧残的活动，成为“愚钝的物质力量”，人的类本质就被否定了。简言之，随着科技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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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节上述引文均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6－87页，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展，人文精神日益边缘化，人类社会日渐陷入了精神危机之中，这就是科学的负面效应所带来的巨大的恶果。
马克思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质疑显然来自卢梭的观念。1750年，卢梭在其成名作《论科学与文化》中，对由科学和文化为主体所构成的人类文明进行反思，揭示出文明正值增长过程所带来的负值效应，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对文明建构的乐观性、进取性的信念提出质疑。若按现代性理论观念来看，实质上是卢梭开启了对历史现代性的批判。而在随后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文中，卢梭进一步指出，文明的发生、演进，和人类社会不平等状况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是同步的，“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反过来说，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以自然平等的丧失为代价的。卢梭这一观念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因此，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所使用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向它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1由此，可以看出，从卢梭到马克思，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直至今天的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文化等人类文明所产生的负面价值效应，亦即对历史现代性的批判，从未停止过。
三 现代性负值问题解决途径的寻求
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双向逆反的趋势，似乎使马克思陷入了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以科学技术发展为主要标志的历史现代性，在创造出丰裕的物质财富的同时，推动着人类的社会历史阔步前进，马克思为此而欢欣鼓舞；但另一方面，在此进程中，人为物欲所遮蔽，人为金钱而堕落，其类本质日渐异化，内在的人文精神不断削弱，而外部的社会与自然的生态也濒临失衡，现代性所带来一系列巨大的危机又让马克思开始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那么，这一对立的矛盾将要如何调整呢？解决现代性负值问题的途径在哪里呢？顾准曾探索过马克思这一思想动向：“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中发现了‘异化’的秘密，他认为不可能在哲学中解决异化，要在经济学中解决异化。这就是《资本论》的哲学前提。价值、商品拜物教，剩余价值，剥夺者被剥夺，这就是在经济学中解决哲学上提出来的异化的道路。”2除了经济学，及由其所引发的夺取国家政权，废除私有制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条道路之外，马克思在哲学、美学的道路上仍进行着不懈的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