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今天在哲学和宗教领域的比较研究，(2)

　　在这一点上，我不同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的结构是匿名的，它决定意义的构成，完全无法为行动者有意识地察定。相反地，对我而言，系统或结构皆可视为是某一主体或某一群体在时间历程中“结构化” (structuration)行动的结果。

　　不过，就另一方面看来，时间的进程也可透过凝视加以分析，借以揭露其结构上的可理解性。所以，任何历史过程皆可以用系统的属性分析，甚至整合到一个更大的结构的整体之中。举例来说，在传播与沟通的行动中，系统和行动者之间是相互依赖并相互促进的。结构对比和动态对比的辩证对比过程，会导向愈趋复杂化的演进历程。结构对比将互动中的诸因素整合于一个个有机的整体，但唯有透过动态的对比，新兴的可能性及其与传统的连续性才可能被适当地了解。

　　对比的智慧提醒我们始终要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看到对于创新性至关重要的互补因素之间的张力。对比的智慧提醒我们要注意以下这些概念之间的对比关系，如行动者和系统、差异性和互补性、连续性和断续性、理性和讲理、理论和实践、理解和可译性、过程和现实等等。

　　现在让我们来简略考虑一下，为了进行跨文化哲学研究，我们可以采取哪些认识论的策略。在此有两个连贯的策略可以提出：第一个策略是语言习取(language appropriation)策略，更具体地说，就是学习其它文化和哲学传统的语言，或者是其它文化和哲学传统能够理解的语言。从童年开始，我们就透过和其它人的相互沟通来学习语言，这些人主动和我们说话，使我们习得某种语言，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意义的世界。后来，当我们长大时，我们开始学习各种不同学科、文化习俗、不同语言群体的语言，向我们开启了更广阔的世界。正像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所说，不同的语言游戏对应着不同的生活形式，也因此，对他人语言的习取，是我们了解隐含在某种特定的语言中的生活形式的途径。通过对不同文化和哲学传统的语言的习取，让我们可以走进一个不同的世界，从而丰富我们自身世界的建构。

　　第二个策略是外推(strangification)策略，这是由弗里茨·瓦尔纳(Fritz Wallner)最先提出，作为科际整合研究的一个认识论策略[⑤]。晚近我加以修正，并把它扩展到文化交流和宗教交谈，进而使其成为跨文化哲学的一个策略。[⑥]我所谓的「外推」，意指走出自我和走向多元他者的行动，从从自己熟悉的圈子走向陌生的外人，从一种文化脉络走向另一种文化脉络。这就是说，在跨文化哲学研究中，我们必须把自己哲学传统中的哲学话语或命题翻译成其它哲学传统的话语或者其它哲学传统能够理解的话语，从而使其具有可普性。如果我们通过这样的翻译使其具有了可普性，我们就可以说，它自身包含了更多真理性内容。如果它不能被这样翻译，这就意味着它在某种程度上局限于自身，不管它再如何珍贵，也不管它具有何种雄辩的能力，它都应该自我反省并批判性检讨其原则和方法论。[⑦]

　　语言习取和外推是两个应该被跨文化哲学采用的认识论策略。若能妥善使用它，我们一方面便可以避免绝对普遍主义的内部困难，因为绝对普遍主义假定了普遍本质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极端相对主义的内在困难，而极端相对主义自身是自相矛盾的。相反的，我们所主张的是透过语言习取和外推来达至可普性，以取代前二者。

　　对比敦促外推

　　我们把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哲学作一对比，就会发现，它们虽不相同但又互补，这使得它们能够超越自身迈向多元他者，从自身熟悉的圈子迈向陌生的外人。例如，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两大主要哲学传统的开端便处于对比情境。西方哲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理论”（theoria）概念，即对于真理的无功利性的追寻和纯粹求知的好奇心。[⑧]相对于此，中国哲学似乎缺少这样一种纯理论的兴趣，更多地为实践的目的所推动。一般来说，在西方哲学中，真知(epsteme)是出自惊异(wonder)的态度的结果，导向科学和哲学知识的理论建构；至于中国哲学则是出自关怀(concern)的态度，最终形成一种用来指导人类命运的实践智慧。

　　就西方哲学来说，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指出，对于真知的追求生活是出自由休闲和娱乐构成的生活方式，例如埃及的司祭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中发明几何学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休闲和娱乐中，人们不需要去在乎日常生活的必需，因此能够对事物的原因感到惊异，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如此惊异的结果就是知识，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这样写道：

　　人们是由于惊异才开始研究哲学；过去就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他们最初是对一些眼前的问题感到困惑，然后一点一点前进，提出了比较大的问题，……既然人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摆脱无知，那就很明显，他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译者注：译文转引自《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19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⑨]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意思，“理论”一词的哲学含义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和实践相观，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并不是因为他们敏于动作而是因为他们具有理论，懂得原因。”[⑩] 另一方面则和具有普遍性的对象相关，这被亚里士多德看作是真知的第一特征，它引导真知迈向哲学，并最终形成存有论(ontology)。[11]

　　我们现在都清楚的知道，理论(theoria)在古希腊的出现有其宗教渊源。在最开始，观礼者(theoros)是指从希腊其它城邦来参加雅典宗教仪式的代表。在宗教仪式上，他们通过观看而不是采取行动来参与宗教仪式。和他们类似，哲学家起自理论态度，但不是观看祭祀或舞台表演，而是超然地观看宇宙。西方哲学的历史根源是古希腊的理论传统，这种传统不再把人类生活看作是由各种不同的实际利益所决定，而是将自身屈从于可普遍化而且客观的真理规范。根据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说法，理论和哲学最终形成了存有论的科学，“就存有本身而论的存有”是所有存在物最具普遍性和广包性的面向。

　　对比之下，在一般意义上，中国哲学起源于一种关怀的态度，其所导向的不是可普化的理论，而是一种可普化的实践。这是因为他们关切的是个人和群体的命运，中国人的心智是从这里开始做哲学思考。传为孔子所作的《易经?系词大传》，对于《易经》的起源做出解释，认为《易经》一书的作者是处于忧患，心存关怀。原文如下：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