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今天在哲学和宗教领域的比较研究，(6)

　　在儒家思想中，“恕”这一概念所代表的是一种能迈向多元他者并使用他/她/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去与他人沟通的一种能力。尤其在后现代的境遇中，任何种族、性别、年龄、阶级和信仰体系的差异，都有可能导致全面冲突，也因此任何一方若与他方在差异或对立中有所对峙，皆应该本着“恕”的精神和对方进行沟通。

　　另一方面，从道家的观点来看，外推不仅只假定了习取其它语言和翻译为他人可懂的语言，此外，还须将自身提呈于实在本身之前，用老子的话说，“既得其母（作者注：在此可诠释为 “实在自身”），以知其子（作者注：在此可诠释为 “众微世界”）。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20]道家主张透过本体论上经由实在本身的迂回，作为进入其它世界（微世界、文化世界、宗教世界）的必要条件。

　　从老子的观点看，我们可以透过“观”的过程来把握实在自身，这是一种任物付物，让事物呈现其存有的方式，来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直观。对道家而言，整体的知识的获取，是在与已开显之诸世界互动（子），与返回实在本身（母）之间的来回过程中获取的。也因此道家认为复返于实在本身并与之沟通，可以滋养我们对于其它诸世界所进行的外推。对于实在本身所进行的本体论的迂回，赋予了外推以本体论的向度。在这个意义上，本体的外推对于宗教交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与终极实在的关系对于宗教体验而言是至为最重要的。

　　中国哲学更喜欢鼓励外推和交谈，从而达到在多元他者之间关系的充量和谐。我用“多元他者”(multiple others)这一概念来取代由拉康(J. Lacan)、列维纳斯(E. Levinas)、德里达(J. Derrida)、德勒兹(G. Deleuze)等人提出的“他者”(Autrui, the Other))这一后现代概念。对我来说，“他者”仅仅是一抽象物。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我们从没有任何时刻是面对着纯粹的“他者”。相反的，我们都是出生在、成长在多元他者之中。儒家的“五伦”、道家的“万物”和汉传佛教的“众生”概念，都无可否认地蕴含了“多元他者”这一概念的含义。将多元他者的存在和我们与多元他者之间的关系牢记在心，会更有利于我们构建一个身心健全的生活。

　　结语

　　在我看来，我们现在正生活在21世纪初，而哲学正面临着来自全球化的挑战。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局限于单一国家的哲学理论或单一的哲学传统。虽然哲学思索是世界上很多文化传统的共同旨趣，但是鼓吹一种世界哲学还为时过早，现在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多元的哲学。在今天的形势下，哲学家们正共同面对着三个主要的相互关连的问题：

　　首先，科技快速而巨幅的发展，迅将成为人类历史与文化发展的主导因素。事实上，这正是引导世界全球化的真正力量。如何透过哲学反省，拓深而非浅化科技的发展，通过深化伦理反省使科技更人性化，势将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课题。这一目标无法通过任何单一的哲学传统达到，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唯有邀集跨文化哲学的多方努力，才有可能实现。

　　其次，不同文化传统间越来越频繁和密切的互动，使我们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如何通过文化交流来丰富自己并相互促进，并和多元他者共同分享彼此文化中最好的部分，且透过和多元他者的对比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这项任务在未来将会越来越形紧迫。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跨文化哲学是未来哲学发展的一个关键。

　　第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20世纪的哲学是太过以人为中心了。无论是现象学 (Phenomenology)、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诠释学(Hermeneutics)，乃至后现代主义、现代新儒家等，这些哲学轻倾向都太过关注人自身了。但是，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以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过度壅塞，反而造成了人寻找出路的瓶颈，使问题无法解决。所幸的是，由于晚近的生态运动和天文物理方面的新发现，使我们更加关注自然，在上个世纪末宗教的复兴运动也使我们对于超越界或无限的他者、宗教际的交谈更加关注。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将在自然和宗教交谈的脉络中重新界定人的经验。

　　我们希望说，也应该这么说，西方哲学现在应该让出其在哲学论坛中的统治地位，转向对比的和谐的智慧，进行自我批判和自我了解，尊重与多元他者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从而追求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充量和谐。在这一方面，传统的比较哲学研究应该转进到跨文化哲学研究。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现在乃至将来，自我认同、相互尊重和相互丰富的探求，都可以通过跨文化哲学这一新的视野和实践来实现。在这一方面，中国哲学提供了更多的资源。我的意思不是说在未来中国哲学要成为另一种宰制的哲学，而是说中国哲学更能够为所有哲学传统和文化交流建一套更加均衡的跨文化哲学，作出贡献。借着对比哲学，外推和交谈，我们将能够妥善处理科技对文化的冲击，对应多元文化的情境，并在宇宙和宗教的脉络中重新界定人类的经验，而这些将是跨文化哲学在21世纪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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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沈清松：麦克尔·哈尔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帝国》一书述评（《帝国》：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478页+xvii），《哲学与文化月刊》，第361期，台北，2004年6月，第109-112页。

　　[②]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收入《多元文化》，A.哥特曼主编，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6页。

　　[③]沈清松：《从承认的政治到相互丰富的政治》，收入《利氏学讯》2002（台北：台北利玛窦中国研究所，第5期，2002年2月）第113-125页。

　　[④]我早已在我的其它作品构建了我的对比哲学，特别是在我的《现代哲学论衡》（台北：黎明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中。

　　[⑤]弗里茨·瓦尔纳近年来发动了建构实在论的哲学运动，作为进行科际整合的认识论策略，而我从一开始就和其保持了密切的合作。我把“生活世界”引进了建构实在论、并修正了他的两层实在观(即实在本身和建构的实在)为三重实在观。同时，我还把跨文化的向度引入到建构实在论中，并把我的对比哲学运用到建构实在论。其后，我又把它拓展到了宗教交谈领域。参见Fritz Wallner, Acht Vorlesungen uber den Konstruktiven Realismus,(Vienna:Vien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Fritz Wallner/Joseph Schimmer/Markus Costazza(Eds), Grenzziehungen zum Konstruktiven Realismus,( Vienna, Vienna University Press, 1993)；沈清松：《儒家、道家、建构实在论》（维也纳：维也纳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