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今天在哲学和宗教领域的比较研究，(4)

　　在实践的层面，我们可以探问：有那些行动是隶属于讲理的作用？答案是： 所有涉及个人及集体的意义建构的活动皆属之。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想到艺术作品创作与欣赏的活动、道德意向的实现和评价的活动，甚至那些关涉到决定某社会群体的历史走向的政治活动，最后，在宇宙间生生不息的意义实现历程中的生命与存在的意义，也不例外。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讲理的作用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其一个是指向自我以及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整体，就像儒家思想那样，仍十分受限于以人为中心的导向。讲理的另一层作用，也是更具默观性的含义，所关切的是存在整体以及实在本身的整体性，而不再局限于人类主体和人的意义。道家比较属于后者之例。

　　在中国哲学中，一直有必要探问我们和实在自身或终极存在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它与终极实在本身的亲密感。中国哲学一向珍视和终极实在的融入性沟通，无论是将终极实在理解为天、诚、道、自然、空、心、生命…等等。

　　儒家的讲理作用虽聚焦于以人作为宇宙的中心，但仍朝向自然的动态发展开放，认为人和多元的他人、自然与天内在的相互关联性，并且相互感通。“天”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曾经代表位格神，是一种隐性的终极实在，但是“天”的意义在儒家出现之后有所改变，逐渐转义为人性存在和伦理实践的哲学基础。这样一来，焦点就转向关切人的自觉和人对于多元他者、自然和天的感通。孔子用“仁”来说明这种自觉、感通和实在界的内在关系性，视为是终极实在开显和人的原初沟通能力的本体论基础。人透过真诚的感通，将可以达到终极实在。这就是为什么《中庸》一书以“诚”作为核心概念，“诚”在形上学层面意指真实存在本身，在心理学层面则意指真实自我，后者在其先验层面，也就是在未发为喜、怒、哀、乐等经验性的心理状态之前，是与真实的实在自身合而为一的。

　　儒家思想倾向于把人类的语言和知识视为是人类彰显实在自身的方式，这可以透过语义的正确性(正名)和意向的真诚性(诚意)来达至。处在今天的世局中，儒家将会认为科学与技术应可以整合到人性建构有意义世界的过程之中，人类干预自然的过程会被儒家视为是人“参赞天地之化育”的历程，不過，儒家关切的是参赞式的建构，而不是宰制式的建构。

　　对道家来说，道，作为终极实在，会将自身开显于自然之中，而自然则被视为是一自然而然的过程，不可以用人为的技术干预去宰制和决定。道家视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其在本体论上的地位和植物、动物及自然界的其它生命一样，都是出自同一个母亲的孩子，而这个母亲就是“道”。道家教导我们如何尊重自然的自然而然的过程，认为人类的知识建构应该以揭示自然动力为依归。[17]在道家看来，人类应该自觉到一切人为建构的限制，并透过解构一切已建构之物，使人的心神能重新朝向自然的自发动力开放。就人类存在而言，知识和生活世界虽属必要，然而人在建构知识与生活世界之时，不应该仅仅依据语言和思想的结构规定来进行建构，反而应依据自然本身的律动。

　　一般而论，中国文化珍视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有一部分是由人类构建的，一部分则是由自然的律动自发呈现出来的。儒家把重点放在有意义的人性存在的建构上；比较起来，道家则是把重点放在合乎自然本身的律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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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哲学的可行策略——外推

　　现在的世局正处于多元文化的形势中，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上的种种差异与冲突。在这个多元的世界中，人对于自我认同、尊重差异、相互丰富的寻求，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急迫。除了在艺术创作领域，不需要妥协和共识，也因此我可以接受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所提出的各玩各的语言游戏、各做各的创作的激进说法。但是，在公共领域中，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需要通过更多的沟通和努力以达成共识。在公共领域的生活不能没有沟通，而且若是达不到共识，政策就无法妥善制定。

　　我们应该尊重每一种语言游戏和它们的差异，在这一点上我接受利奥塔的观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去试图了解对方的语言，并习取它，把我们自己的语言翻译成他人的语言或他人能懂的语言。否则，我们将无法真正理解他人的差异性，我们对于差异性再如何尊重也无法真正地予以欣赏。事实上，如果p能说出语言游戏A和语言B在某些方面不同，甚至不同到不可通约的程度上，这也假定了对于 p来说，这两种语言游戏都是可理解的，而且p都能够理解它们。这一事实预设了p对于这两种语言的习取，以及他/她在二者之间至少已经隐态地进行了某种外推行动。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认为，利奥塔对于不同语言游戏的尊重，其实是抽象的和不可实现的。为了了解彼此的差异，我们需要语言习取和外推，而这并不预设着任何整合的尝试，更不必说要加以统一。外推预设了语言习取，但并不预设最终的统一目标。若是心不甘习取他人语言、情不愿外推，这只意味着自己在自己的微世界、文化世界、或宗教世界中的自我满足甚或自我封闭。

　　外推（Verfremdung）这一概念可以视为不同派别之间彼此沟通的一种可行性策略。这一概念是由弗里茨·瓦尔纳首先提出，作为在科学层面上科际整合研究采取的认识论策略。我曾予以修正并将外推策略推展到了跨文化交流和宗教交谈上。对我而言，“外推”就是一种走出自我、走向他人、从熟悉走向陌生的一种行动，是最乎人性的活动，也是遍在于人类的各种活动之中，也因此能应用到各种各样的沟通中，包括文化交流、宗教交谈等。而所谓交谈则可以视为一种相互外推的过程。

　　跨文化哲学在最开始必须先有“语言习取”，学习别人的语言或别人可懂的语言，才能进一步进行外推。第一步是要进行“语言的外推”，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哲学与文化传统中的语言翻译成其它哲学与文化传统的语言或者其它传统能够了解的语言，看它是否能藉此被理解或是因此反而变得荒谬。如果是后者，则必须对自己的传统进行反省和自我批判，而不要采自卫或其它更激进的护教形式。虽然总会有一些不能翻译的残余或意义的硬核，但是其中可共同分享的可理解性便足以证明它自身的可普性。如果人们只能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夸耀自家的哲学有意义，像一些国族哲学家所坚持和自称的那样，这就仅仅证明了它自身的局限性而不是它的优越性。

　　外推的第二步，是“实践的外推”。藉此我们可以把某一种文化脉络中的哲学理念或文化价值/表达，从其原先的文化脉络或实践组织抽出，放入到另一个文化或组织脉络中，看看它在新的脉络中是否仍然是可理解/可行的，或是不能适应新的脉络，反而变得无效。如果它仍然起作用，这就意味着它有更多实践的可能性并在实践上有更高的可普性。否则，它就应该对自己的局限性做出反省和自我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