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儒学四期(3)

    在这问题上，与"三期说"只盯住宋明理学并以之作核心、主轴来解说儒学传统不同，我以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儒学特征的探究，应该再一次回到先秦原典。我多次指出，中国之不同于西方，根本在于它的远古巫史传统，即原始巫术的直接理性化。它使中国素来重视天人不分，性理不分，"天理"与人事属于同一个"道"、同一个"理"。从而，道德律令既不在外在理性命令，又不能归纳为与利益、苦乐相联系的功利经验。中国人的"天命"、"天 道 "、"天意"总与人事和人的情感态度(敬、庄、仁、诚等)攸关。正由于缺乏独立自足的" 超验"(超越)对象，"巫史传统"高度确认人的地位，以至可以"参天地赞化育"。与西方 "两个世界"的"圣爱(agape)、"先验理性"不同，这个中国传统在今天最适合于朝着" 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儒学四期说"的要申述的"自然人化"，此处不 赘。

    "三期说"不仅在表层论说和深层理论上有上述巨大困难，在实践方面也有两大问题。第一，由于"三期说"大都是纯学院式的深玄妙理、高头讲章，至今未能跨出狭小学院门墙，与大众社会几毫无干系；因之，"三期说"虽然极力阐明、倡导儒学的宗教性，却在实际上并无宗教性可言，既无传教业绩足述，也对人们的信仰、行为毫不发生影响。这就成为一种悖论。第二，与此相连，是倡导者们本人的道德--宗教修养问题。牟宗三曾被戏称为任性独行的魏晋人物。熊十力则早被梁漱冥批评为"不事修证实践，而癖好着思想把戏"

    同《现代新儒学论衡》第5页。。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一贯强调的是"反躬修己 之学"，熊却妄自尊大，举止乖张，根本不像是"温良恭俭让"的孔氏门徒。冯友兰谈"天地境界"，却演出了迎合当朝的批孔丑剧。凡此种种，使余英时不得不含蓄地提出究竟是这些高谈心性、大畅玄风的"现代新儒家"，还是在为人作事、生活实践中恪守孔门教义如陈寅恪等人，更能体现或代表儒学传统或儒家精神参阅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文及有关陈寅恪诸论著。?刘述先说，"(牟宗三)了解自己做的是以'辩而示之'的方式作圣学阐释的工作，绝不敢以圣贤自许。客观来说，他的主要贡献是在'学统'的开拓的一方面"

    刘述先《当代中国哲学论·人物篇》第198页，香港，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6年版。韦政通说，"(牟)要为儒家建立新学，……必须暂时远离传统儒家修身为本、实践优位的原来轨迹"韦政通《孔子》，第250至251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 年版。。郑家栋说，现代新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学理之事，而非真 正的实践之事，生命之事"。同①，第5页用繁复的理论、高玄的学问来大讲儒学乃"生命之学"、"实践之学"、"修身之学"、"道德之学"，实际上却完全封锁关于自己的生命、实践、修身、道德，那么这种"生命之学"、"实践之学"、"道德之学"、"修养之学"究竟又有什么意义、什么价值呢?"不能正己，焉能正人?"这不正是他们自己所极力反对的无价值、不道德的智力体操和空言戏论么?这不也正是从孔孟到宋儒 所深恶大忌、痛加贬斥的么?而这，岂不又是一大悖论?

    正由于"三期学"有上述的六大问题，所以尽管在近期被少数学者哄抬一时，却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恐怕都不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所以我说它只是宋明理学在现代的"?F8BC?光返照"、"隔世?F8BC?响", 构不成一个新的时期，"恐怕难得再有后来者能在这块基地上开拓出多少真正哲学的新东西来了"，"如不改弦更张，只在原地踏步，看来已到穷途"。《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309页。

    因此，儒学真要复兴，还得另辟蹊径，另起炉灶。而这也就是"儒学四期说"的直接源起。 所谓"四期"，是认为孔、孟、荀为第一期，汉儒为第二期，宋明理学为第三期，现在或未 来如要发展，则应为虽继承前三期、却又颇有不同特色的第四期。

二问题

    如本文开头所说，"儒学四期说"还有它的"间接源起"。?

    这"间接源起"就是这里要讲的"问题"。既然儒学发展必须"另辟蹊径，另起炉灶"，这 "蹊径"这"炉灶"何由起、辟呢?我以为，必须面对当代现实问题的挑战，这才是儒学发展的真正动力。儒学及其传统所面临的当代挑战来自内外两方面，而都与现代化有关。今天，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加速过程中，如何与之相适应，成为儒学最大课题。?

    首先是不适应。百年来的欧风美雨，或如陈寅恪所说的"北美东欧之学"的不断传播，使反传统、反儒学成了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从十九世纪末谭嗣同《仁学》喊出反三纲五伦开始，到革命派《民报》发刊号不画孔子而画墨子头像作为旗号，到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猛烈抨击儒学传统，"****孔家店"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强音。再到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以与儒学背离而与墨家接近的兼爱、尚同、平均为实践理念，最后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孔，似乎已经把传统儒学打扫得干干净净。文革之后的八十年代学术界的文化热中，反传统再一次自发掀起，以《河殇》为代表，诅咒中华黄土，渴望进入西方蓝色海洋，儒学又一次成为批判对象。而且，这种反儒反传统的思潮，至今仍然有着并不可低估的潜在势力。?

    为什么?简单说来，这是因为现代化带来了"个人主义"的问题。除了毛以农民理念的平均、平等来反儒之外，其他批判的焦点，实际都集中在如何处理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问题上。现代化使这一问题要求新的解答，而与传统儒学有了很大甚至完全的背离和冲突。因为现代化使个人主义(个人的权利、利益、特性，个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与传统儒学(人的存在及本质在五伦关系之中)成了两套非常矛盾和冲突的符号话语。现代化的政治、经济的 体制、观念和方式，如社会契约、人权宣言等等，与传统儒学〖FJF〗?B473?〖FJJ〗格难 通，凿枘不入。迄至今 日，儒学与现代性究竟可能是何种关系，迎接、吸取西方科技、文化、经济、政治各种观念 和体制应该是"全盘西化"、"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等等，仍然是一个不断被提及、被伸说、被争辩的问题。对待所谓"内圣外王之学"的儒家教义，究竟如何才能真正检点家藏，重释传统，发掘资源，拭旧如新，以对应挑战，既保持重视心性道德的"内圣"精神，又同时"开出"现代化所必须的自由、民主的中国式的"外王"功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