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研究述要(3)

    也有学者指出，近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原有的知识处理系统出现危机之后，我们处于一种“典范转移”的复杂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看到的是实在论、前苏联式的唯物论诸如此类的思想模式来解释中国的传统，并建立起与传统割裂的解释范式，这样的结果使我们难以对现实的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我们更多的处于一种“哲学在中国”的状态之中，而不能在旧的范式崩溃之后建立起新的范式。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特殊问题，而哲学所能提供的是对这些带有时代特征的问题的独特的解决，而面对不同的问题我们必然只能采取不同的回应方式，这就决定了我们现在讨论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合理向度。

    论者认为，中国哲学存在的价值不在于采取何种思维方式来整理自己的传统，而在于能否感受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做出哲学上的回应。过去的中国哲学是否存在或者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固然是很重要的，但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感受我们这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哲学就只是一种“哲学史 ”，哲学就退化为一种技术性活动，而不可能为这个时代提供思考的基础。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特别凸现了问题意识在哲学思考中的优先性，所以，我们也应将讨论的重点由方法的可行性转变为对于时代的问题的关注，并对其进行哲学的反思。归纳起来包括两类：一类是普遍性的，即对于全人类关注的问题提出我们自己的观念，如现代性、环境、人性，而不是简单地抽取几句古人的话做“现代转化”；另一类属于“中国情景”，近年来对于简帛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诠释学或儒家制度化的研究，均是试图对中国的传统做知识性的分析，但这种分析都有明显的问题指向，其根本点是要为传统资源与现实社会问题之间寻找对接点。这样，哲学就会变成“中国的哲学”而不仅仅是“哲学在中国”。9

    笔者认为，关于“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所表征的是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就哲学的普遍性而言，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哲学甚至每个人的哲学都是哲学；就哲学的特殊性而言，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哲学、每个人的哲学又各不相同。据此可以看出，由“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所引发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仍然没有超出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根本关系问题。所以，中国有哲学是确定无疑的。尽管哲学一词源于西方，而且近百年来中国学者主要是依据西方哲学的概念范式来诠释、梳理中国哲学（史），但是，我们应当注意，中国传统的东西被重新安排到西方式的学科框架中所带来的后果：一是中国的一部分学术逐渐变得像 “哲学”，二是“哲学”本身的外延因此而扩大。如果考虑到“哲学”即使在西方也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学术形式，把中国传统的一些学术叫做哲学也未尝不可。比如，当今福柯、德里达的东西叫“哲学”吗？所以，被称为“哲学”的东西不过具有一种家族相似而已。在这个意义上，称中国传统的一些学术或思想为“哲学”，不意味着因此认为孔子、孟子也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考虑问题。我们不得已按照西方学术分类方式重新安排传统思想和学术的位置，却不能反过来将这个新的位置看成这些思想和学术的本质。重要的不是学术如何分类以及为各类学术取什么名号，而是它研究的领域是什么、研究的方式是什么、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界定中国传统学术的学科性质更多地应在内容上下功夫，比较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学术也应更多地从内容上着眼。总之，为“中国哲学 ”的正当性辩护，必须建立在对“哲学”现象更全面的理解上。

三、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

    既然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一样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存在，那末，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是什么？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中，这一问题被凸显出来了。

    从总体上说，20世纪中国思想的危机意识和价值挑战主要来自西方，其意义世界的重构也基本上依赖西方哲学提供的范式。自从经学解体以后，中国思想就进入了麦金太尔所谓“认识论危机”的时代，传统思想体系瓦解了，原有的“历史地建立起来的信念”也消失了，整个社会陷入意义迷失和存在焦虑之中。按照麦金太尔的分析，要解决此“认识论危机”，就要发明新的概念和建构新的理论来满足下列三项要求：一是以系统性和连贯性提供整套的解决方案，二是对原有传统之无能的根源性做出说明，三是要找到新的结构与传统探究之间的某种基本的连续性。10早期的“中国哲学史”建构，基本上采用了移植的方式，就是把西方哲学的系统和方法全盘拿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第一、二两项的要求，但对第三项要求却束手无策。所以，如何在满足前两项要求的同时，又能满足第三项要求，就成了中国思想走出“认识论危机”的关键所在。

    我们研究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需要区别两个东西：一是在“哲学”被引入中国前的那些后来被纳入“哲学”类别的学术和思想，二是在“哲学”被引入中国后人们明确地在“哲学”名号下对那些思想和学术所做的阐释和发挥。后者实际上已经加入了西方哲学的方法和观念，已经是一种“杂交”形态了。今天在“中国哲学”学科中的学术操作已经越来越“哲学”化了，或者说“西方”化了。

    有学者认为，对于中国哲学，我们同样既要注意它本身的特性，也要注意它所具有的普遍性。既然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存在着普遍的或相近的对象和问题，那么西方哲学就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一个参照的背景。从表现的形态来看，中国哲学尤其是传统哲学注重的是一种实质的体系。具有原创性的中国哲学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宗旨，他们的体系都是按照这一宗旨而展开的，但中国哲学家不太重视从一个形式化的层面来建构一个演绎的系统，而西方哲学家除了有自己的宗旨外，还注重从形式的层面对命题进行逻辑的论证。这种注重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哲学一个很重要的参照背景，它对于我们注重论证、分析的严密性，澄清传统哲学的概念，理清我们的思路等，都有很重要的意义。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