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研究述要(4)

    另有学者认为，如果把中国思想看做是一种非哲学式的文化思想传统，那么，所谓中国哲学，就是中国思想的哲学化诠释。正如一部基督教哲学史就是基督教教义或《圣经》叙事不断被哲学诠释的历史一样，中国哲学的历史也将是中国思想不断被哲学诠释的历史。中国思想与西方哲学在近现代以来的遭遇，成为中国思想的一种天命性事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哲学所指涉的，就是中国思想的哲学天命。也正因为如此，诞生于近现代的中国哲学也注定是比较哲学，比较性语境下的视阈融合是中国哲学不可逃避的诠释学原则。

论者认为，正如在基督教哲学史中希伯来传统与希腊传统一直存在着巨大的、无法消除但也是创造性的张力一样，在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哲学传统之间，也一直存在这种类似的创造性张力。宗教与哲学同是西方语汇。宗教由于其指向终极关怀问题保持着自身思想的高度，在哲学中只有形而上学式存在论才能与之相当。所不同的是，宗教的言说方式根本上是叙事，而哲学则是说理。宗教在现代多被认为是迷信，也不合中国思想的口味。传统学术有汉宋之分。汉学乃经典诠释学，代表叙事—诠释传统；宋学乃“义理之学”，代表叙事—说理传统。概言之，宋学对义理之学的兴趣实际上是一种哲学式的旨趣。在以西方哲学为基本范式的现代比较性语境中，在传统义理之学这种“哲学式旨趣”的刺激下，虽然比附的指责萦绕不断，虽然总是强调中国思想的独特性，虽然总要预设或承认中国思想的本来面目，但是，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或存在论，一直是现代以来中国思想的隐秘渴望。 12

    再有学者认为，运用起源于西方哲学范式的过程，不仅在前提上肯定了范式本身，而且也因中国哲学与所运用范式的不同关系而使之得到不同的合理性解释。现在，这一方式越来越引起一些人的不安甚至是强烈不满了。在一个多世纪的这种运用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轻率甚至是随心所欲的倾向，“简单附会”和“误读”也许还只是一个细节性的问题，埋没或者牺牲中国哲学自行的“问题意识”、“思考方式”与“内在结构和旨趣”则带来了一种整体性伤害。这至少是柯文的“中国中心观” 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在中国受到同情或欢迎的部分原因，也是一些人之所以要求中国学术“本土化”或者要求回归中国语境甚至用中国古代语言加以言说的背景。毫无疑问，我们确实需要正视运用西方范式和观念理解和认识中国哲学带来的许多负面性，且不说在政治意识形态之下那种运用所带来的严重的不良后果。但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通过对术语的形式化拒绝来达到。因为不管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中国中心论”，不管是“ 反传统叙事”还是“传统叙事”，二者在思维方式上却是一致的，它们都无法使我们对“意义”保持“开放”，都作茧自缚地把我们限制在一个封闭式的领地中。 13

    也有学者指出，在思想重建的现代学术背景下，“中国哲学”与其他的近代学科相比，在自己传统体系的分类中，找不到能直接对应的部分，只能说“约略相当”。但现代学术的本质，正像华勒斯坦所说的“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14。在这种制度结构中，知识形态的合法性就在于它的清晰界定和尽量采取准科学的姿态，社会科学诸学科便是这样确定下来的。而“人文科学是20世纪对那些遭排拒在自然和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的简便总称。现代哲学是由科学形成时清除出来的东西界定的”15。经过向科学的靠拢和实证精神的洗礼，哲学得以进入现代学术的序列之中，成为大学建制的学科之一。“中国哲学”在现代学术形态中所对应和临摹的，显然是这样一种经过学科化、专业化之后的“哲学”，它的目标就是要建构成有清晰界定的现代性的知识体系。但这样的“中国哲学”，显然不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所固有的，而是现代知识形态建构中的一种想象的推及，只能是戴着中国面具的西方式哲学。

    论者认为，按照所谓“普遍哲学”的要求提拈出来的问题，或因资源匮乏而尽显其短，或因情景有别而难尽其长，使得一部漫长的中国思想历史好像是一只原地打转的陀螺。这正应合了黑格尔对中国文化所下的“非历史性的历史”、“人类精神的童年”之类的判词。面对这样一种身份尴尬和叙事困境，我们亟须反省一个世纪以来的整体上的欧化理路，对“在中国的哲学史”的建构方式也须做根本的清理，必须彻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牢笼。做到了这一点，也许才有希望走出对西方模式之简单仿照的幽谷，改变“三千年素朴性”的定势形象。最近十年来后殖民批评的发展趋势表明，“东方主义”的某些局限性已被意识到并逐步地得以矫正，后殖民眼界和论域还在不断地拓宽；同时，后殖民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意义和参与者的多样性走向也在加大。对百年来中国文化的结构性改变和学科化形式的当下反思，既可以从后殖民批评中得到启发、吸取力量，也可以在独特历史进程的省视中为之补充新鲜的经验、加厚理论的强度。当代中国，既需要后殖民理论的引进和吸收，同样也需要后殖民理论的参与和建设。16

    综合以上学者们的观点，我们看到，就中西哲学而言，由于中西哲学各有其诞生、发育、发展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的差分，其哲学讲述的“话题本身”以及讲述的“话语方式”都大相径庭。换言之，中西哲学关于宇宙、社会、人生、人心的体认方式和表达方式亦大异其趣，由此而产生对于哲学定义的不同规定，便是不言而喻的了。但是，哲学和其他事物一样，既有其特殊性或个性的一面，同时也有普遍性的一面。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并不仅仅是为了简单罗列中西哲学的特点（中国哲学如何，西方哲学如何，什么是共通之处，什么是差异之点，如此等等），中西哲学之间的比较参照，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我们今天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建构工作提供一种重要的资源。

    在现代性的反思过程中，不同的哲学传统、背景之间的对话，已越来越受到关注。对话涉及对话者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和共识。然而，除了相互之间的理解、沟通，进而达成共识以外，对话还同时应该包括某种建构性的原则；后者所指向的，是哲学本身的理论创造，包括新的视野的形成、新的观点的提出、新的理论的建构、新的思想的诞生等等。哲学的研究、不同传统之间的比较、对话当然涉及对已有的视域的超越、对封闭体系的解构，这一点在后现代的话语不断强化解构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当代的哲学建构既需要世界哲学的视域，也涉及现代性的反思，按其实质，这种反思可以看作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的自我批判。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