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研究述要(5)

    笔者认为，满足麦金太尔的“第三项要求”，实质上就是要形成中国哲学现代转化和建构的新的诠释原则的问题。而真正的诠释原则不是形式的、外在化的，必须是内在的和个性化了的。我们强调多元化的研究方式，同时还应注重西方哲学观念与传统中国思想的双向开放互动，如是则可以消解软化所引进哲学概念的外在性，易于形成内在化、个性化的新的诠释原则。由是观之，我们需要区分“中国哲学”名号下的哲学操作和中国人所实际从事的哲学操作，前者是狭义的“中国哲学”，后者是广义的“中国哲学”。如今，要议论“中国哲学”，不可局限在狭义“中国哲学”的范围。当然，如果考虑广义“中国哲学”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现当代中国的哲学活动还处在各种异质性因素互相离异的状态，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的哲学还没有产生出来。不过，可以预期的是，未来中国哲学的创立和发展，必定要以中西哲学的异同比较和相互诠释为基础，在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中激发中国哲学的创造力，坚定不移地走以我为主、综合创新之路。

四、新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走向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正在步入后工业时代，中国社会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新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形势，传统与现代的两极互动有可能转变为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多元交织的复杂动态关系，这是一场更具挑战性的文化实践。而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中国哲学如何在迎接挑战中走向现代、走向世界，就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话题。

    有学者认为，现代哲学的“中国化”是一个比“现代化”更不易规定的问题。“中国底哲学”在今天的诉求，需要以文化多元主义的文化观作为基础。当代文化和哲学的发展显示出，根源性、民族性、地方性，与世界性、现代性、普遍性，不再是启蒙时代所理解的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联。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也同时是“世界的”，“传统的”也是“现代的”，这已为当今跨文化研究的实践所证实。另一方面，古代中国哲学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但其注重的问题与提问的方式，不能不受交往范围的限制和古代历史、社会的影响，从而，文化的近代化（现代化）是必需的，这种现代化意味着在与西方及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沟通的过程中，改造和发展自己，并在东西南北时空大压缩的交往时代参与世界和人类文化的交流。18

    论者认为，进入新世纪，非西方的哲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发展起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解构在“哲学”这一概念理解上的西方中心立场，才能真正促进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发展21世纪的人类哲学智慧。如果未来的哲学理解，仍然受制于欧洲传统或更狭小的英美分析传统，而哲学的人文智慧和价值导向无法体现，那么21世纪人类的前途将不会比20世纪更好。

    复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既要立足于传统，又要面向现代，这是新世纪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必须面对和妥善解决的历史性课题。由于传统与现代是一个相对的历史性概念，这一课题有日益复杂化的趋势，也蕴含了新的解决的可能。从理论的角度看，一方面我们需要在总结传统文化和哲学现代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更为细密切实的文化理论，以期对这一问题获得更加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再简单地、浮泛地用科学、理性、民主等概念去一般地描述现代，而需要认真、理性地追问传统哲学所要面对的现代究竟是什么，现代性包括什么，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怎样的现代性等等。只有理清了这些问题，我们才可能去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与现代的关系，才能够真实地回答传统文化和哲学能否现代化，传统文化和哲学中哪些是传统的东西，哪些包含有现代性的因素和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哪些东西可以成为一种资源以弥补现代性的不足、纠正现代性的偏差，以及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与时俱变的动态关系这样一些深层次的问题。19

    再有学者认为，在当今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哲学思想亦在趋于融合。哲学思想融合的趋势在形成着“普遍的哲学”。我们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一方面要注意借鉴传统学术研究那种注重“通”的方法，注意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学术史、经学史、社会史等学科的内在关联性，注意多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而加以融贯；同时亦要注意不只把学术研究停滞于知识、器物的一极，而要体认传统人文整体的教养。如此，中国哲学的研究就会逐步地走向个性化，实现中西哲学思想诠释的双向互动，从而对那全球化过程中正在形成的“普遍哲学”有所贡献。20

    也有学者认为，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超越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既不能“照着”西方所谓哲学讲，也不能“接着”西方所谓哲学讲，而应该是智能创新式地“自己讲”，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话题本身”的重新发现、对时代冲突的艺术化解、对时代危机的义理解决、对形而上学之谓道的赤诚追求，等等。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就是要在与“他者”的交往中、与对象的对话中、与对手的竞争中获得激动力、转生力和生命力。中国哲学的创新，不仅要面对过去的“问题”、“话题”，更主要的是要面对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和各文明之间的冲突等现实的“问题”、“话题”，并由此五大问题而产生并寻求对生态、人文、道德、精神、价值五大危机的本根性反思及化解之道。21

    综合以上学者们的观点，我们看到，新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问题，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问题，而是与哲学从业者的自身问题意识相关联的问题。 “中国底哲学”的追求有没有意义，冯友兰、熊十力、梁漱溟等人的现代的“中国”哲学重构是否成功，对我们未来的哲学活动有何借鉴，哲学的现代性如何理解，哲学的中国性如何规定，“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在何种意义上值得追求，这些都是我们在新世纪初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的课题。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的确需要改变，明智的选择是在真正存在问题的地方加以改变；中国哲学史确实需要重写，有效的立场是要真正找到能够带来突破的重写途径。就中国哲学的建设来说，这一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为自身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机遇，只有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审视下，中国传统哲学才能寻找到面向现代和未来的合理途径，也只有深入参与到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哲学才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服务，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和人类交往理性的建构中获得发展，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提供解决人类哲学问题的崭新智慧，实现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