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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与启蒙——论真理的语言形式(7)

2015-05-15 01:30
的造物。思想应该是为大多数人的幸福着想的，而他们正是大多数，他们不希望
有人给他们完全的自由和赤裸裸的真理。因此，在争取到政治经济自由和日常生
活的自由之后，他们不需要另外的自由。在此时，如果我们过分直率地将他们的
不自由境况告诉他们或天真地想让他们自由，他们会失去旧有的幸福和欢乐。我
们必须对他们保守某些东西，就象宗教大法官保守了天主教一直是按撒旦的原则
行事的秘密。这并非可以让我们感到优越的事实，而恰恰是让我们悲哀的事实，
因为我们不得不在某些时候向谎言妥协，不得不残酷地看到人类社会达到乌托邦
境界（所有人都完全自由）的不可能性，不得不承受我们自身的虚伪和隐瞒的罪
过，虽然是为了不伤害更多的人而犯下的罪过。

正如列奥。斯特劳斯所言，政治和人类生活，从根本上说需要一些不可追究
其合理性的原则，以维系其公民的忠诚和热情，维系他们的相互关系，维系他们
对自身幸福的理解；而思想，在本质上出于一种逃出洞穴的需要，是要弄清楚我
们自身存在的努力，它无时无刻不在质问事物的合理性，质问我们自己的幸福观
念，它试图在我们身上建立一个城邦以抵抗肉体的朽坏。因此，对世界负责的思
想者在思想的同时也必然会尽量隐藏思想的面目，避免人们在看到它时变成石头。

启蒙现代性与回到隐秘如前所述，哲学与政治，或求真意志与社会责任的紧
张在思想者那里表现为，对于这一社会的传统及政权的合法性，我必须保持必要
的敬意和同情的理解；另一方面，我又不能放弃批判地审视它的眼光。二者的均
衡在康德看来，意味着作为政治社会（国家）的一名公民，我必须服从法律和道
德，并支持这个政权的统治（只要它不是公然践踏自然法的）；而作为人类社会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理性）的一员，我又必须在理性的公开运用中质疑法律、道德和政权的合理性
（《何谓启蒙》）。康德试图以这种双重性来推进理性对于现实世界的影响力
（启蒙），同时平衡理性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对启蒙的限制）。然而，事情在
这两个方面的复杂性可能都超出了康德的想象。

我个人将现代社会划分为四个层面：个体空间，契约空间，公共空间和国家。

在个体空间中，个人遵循其心性伦理和美学法则的指引，以维护其私人领域
的独立和尊严；在契约空间（包括家庭）中，交易双方受到市民法典（民法和商
法）、互定契约和交易习惯（包括家庭道德）的制约；在公共生活（社团、政党、
论坛和学院讲坛等）中，个体受到公共道德、社团或学术规范及自身良知的限制
；在国家中，人的行为受公法的调整。那么，私用理性的运用实质是在国家和契
约空间中发生的，公用理性则在公共生活中得到发挥。但这只涵盖了四度空间中
的三度，还有个体空间未受涵盖。因此，在这里还有一个个体以什么作为自身心
性伦理和在体特性的问题。而福柯的启蒙恰恰是针对这一领域的，也是他超越

康德之处。古典自由主义在康德那里得到的理性主义解释及其在英美学者那
里获得的经验主义辩护力量的确极为强大，使“在传统的边际进行创新”似乎已
成为常识，但它有意无意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亦即个体的自由的实质而非形式
要件是个体不受他人支配的独立判断力和生存方式的独特性。古典自由主义的自
由最多只是日常生活和政治的自由，而不是精神和生存论意义上的自由。这一点
柏林在《自由四论》已讲得非常清楚。而对于精神自由而言，一个公正自由的政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治制度并非充要条件。因此，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中关于异化的部分至今仍未失去
时效性。一个民主社会中，人可能异化为毫无独立判断力而受制于大众趣味和某
些专家意见的存在，那些千篇一律的美学法则将造出一大批伪个性主义（没有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