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性理论的批判维度及其问题(5)
2015-08-08 01:30
导读：政治和经济体系的理性化实际上与生活世界的原则是冲突的，这种冲突根本上就是把生活世界分裂地立于具体性与抽象性两个原则之上。政治围绕权力因素
政治和经济体系的理性化实际上与生活世界的原则是冲突的，这种冲突根本上就是把生活世界分裂地立于具体性与抽象性两个原则之上。政治围绕权力因素被合理化，经济则围绕金钱原则得到合理组织，而生活世界本身是以交往为核心原则得到维护的，它不可能把自己完全建立在权力和金钱的抽象原则之上，作为生产和分配的社会化前提和基本创造力根源的生活世界，会以经济民主形式反馈到经济关系和活动中去，带来经济本身的分裂。现代政治的技术主义和现代经济的金钱主义问题根本上是它们试图替代生活世界的具体原则造成的。在现代社会，生活世界既被其他原则逼迫成日渐萎缩的，也是越来越成为与其它原则相抗衡的，它本身在变成多样化维度中的一个，但是确实是不可失去的维度，因为它尽管受到彻底抽象化因素的渗透和改变，也反过来不断影响其它领域。政治从来都是由权力、统治、支配和服从、顺从、屈从两个方面构成的，而不能完全还原到经济生产利益上去，政治提供了作为生产前提的秩序条件。
在当代世界中，经济学把政治的作用看成是对经济发挥制约作用的制度因素，文化研究则把政治看成是社会中的权力问题。经济的发展和变革中越来越显示出制度和权力的制约，成为社会变革的保持稳定必须通过的“瓶颈”，这种制约不仅仅是单纯的生产，还渗透的各种分配关系，进而渗透到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组织之间以及它们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之中，从而发挥稳定或动摇生产、社会结构和文化的作用。现实的条件下不可能理想地
——即一劳永逸地消除经济自由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张力关系，它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综合性地平衡是保持这种关系之间张力不可避免的选择。
3、作为构想的自由主义包含着毁灭自身的因素。
大学排名 自由与权力之间的对立和转换是现代社会面临的基本之一。一方面，自由作为选择被看成是认识和真理的前提，超出了认识和真理本身，根本上带有非理性认识的特征，自由的决断总是在认识之外的，它的这一特征被看成是人的天赋能力，自明的“真理”。由此而来它也就成了非真理，与认识到的客观现实相对立，可以超出那个性。另一方面，自由被视为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上，但是把握了必然性恰恰意味着要顺从必然性，服从那个自由之外的客观力量以及掌握了这种客观性的特权化认识，自由由于要主动地服从那个不是其自身的强制力量以便实现自身，就牺牲和压制自己，直至把牺牲本身看成是自由。
现代社会是在摆脱宗教和封建专制基础上产生的，自由主义曾经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但是以自由主义为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在过程中转向了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针对现代社会这一发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走向国家主义的原因在于启蒙精神具有矛盾的结构，它以规律性的名义控制和自己，在思想中掌握了自然，而实际上却不得不服从自然。支配自然能力的增长加强了社会制度对人的支配，启蒙摧毁了旧的建立在不平等之上的直接统治权，但是又在普遍的联系和规律性之中恢复起来。现代统治权力借助思想的合理性和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加强了被统治者的顺从，个体感到自己是自由的，然而又承认以社会为条件的事实是不可改变的。尼采、弗洛伊德和弗洛姆则认为现代社会具有理性主义的禁欲主义特征，所谓遵从合理化的必然产生的自由不过是个人主动自我压制和扭曲生命本能和感性欲望，服从理性秩序的顺从心理不可能是真实的自由。
纽曼和马尔库塞则强调，自由与民主在现代社会形成时就是不可分割的，在现代社会中，民主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早晚要面临接受公共官僚机构还是私人官僚机构这两种选择。由于公民往往认为私人官僚机构追逐私人利益，而公共官僚机构无论如何也是为普遍利益服务的，它毕竟对每个人都采取形式平等，官僚机制倾向于按照固定的条例合法地采取它的政策，它将保留一种最小安全和自由度，因而使得公共官僚机构的权力得到加强。另外，由于社会暴乱和危机时，人们经常不能接受和理解把他们带到这种境地的发展规律，他们不理解，不能合理掌握事物时，就会拥抱迷信，接受平民没有自由能力，只能隶属于国家和具有天才领导能力的领导人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新教改革时期就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心里，因为新教的主张是，人的理解能力是不可靠的，不可能得到真理，只有得到上帝恩宠的人才能取得成就人应该接受命运注定的安排，服从上帝的安排。由此，从领导者那里分配下去权力的内部阶层森严体制被普遍接受。[1]马尔库塞指出，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有共同的基础，原因在于，专政和独裁对于自由主义并不陌生，在政治和上保护私人财产权的安全也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当私有财产受到威胁时，社会冲突和危机的加剧就会使自由主义的理性转向非理性的根据，资本主义就会求助于专政、法律和战争；大规模的生产也必然要求系统性和社会的统一性。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的生命有共同性，因为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然理性规律会解决社会不平等，与反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强调国家和领导权的自然有机性之间具有相同性，所谓民族血统、国家、社会和公众有机体的主张，尽管要为启蒙抽象理性提供一个非理性的基础，但是它并不真正批判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纳粹的政治存在主义就表明把自由主义的反理性因素发挥到极端的地步会产生什么结果，由于放弃了普遍的标准和条件，断定人是行动的动物，国家和民族是自然的有机共同体，政治存在主义强调观念支配行动毫无意义，个人只允许在自然的有机共同体权威下行动，服从才是真正的存在和法则。[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