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思想史論戰後台灣儒學的兩大典型──胡適和

摘要

戰後台灣儒學大師雲集，胡適和牟宗3是其中兩大典型。

1、胡適當北大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時，牟宗3是大學生，為了系刊稿件是否刊登，2人有所辯論，種下日後衝突的遠因。

2、兩人衝突的原因如下：

（1）學術訓練的不同

胡適是考據派，上接程朱學派的精神，再加上杜威的實驗主義、西洋的語言學、校勘學、考古學、高級批判學等。牟宗3是義理派，上接陸王學派的精神，再加上羅素、懷海德的數理邏輯、康德哲學、黑格爾哲學等。

（2）對西方文化挑戰的回應方式不同

1、從思想史上考察：從洋務運動、百日維新、中體西用、嚴復的名學、54運動等作考察，知道2人的衝突在思想史上有辯證發展的關聯。

2、胡適對西方文化的回應：整理國故，批判傳統，吸收民主、科學，開創新文化運動。

3、牟宗3對西方文化的回應：把中國「綜合盡理之精神」，轉出西洋「分解的盡理之精神」，提出「良知自我坎陷說」，以便開出民主和科學，建立道統、政統和學統。

3、當代學者對胡適和牟宗3的批判

4、結論：兩者各有貢獻，相反相成，是儒家現代化不可無之異同，都是現代儒者的新典型。

前言

台灣儒學從明朝末年鄭成功開始自今，已經有了3百3106年的歷史了。民國3108年以後，中華民國政府帶領了1百310萬軍民撤退到台灣以來，也已經有4109年了。代表了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學又再1次的大師雲集，造成台灣儒學空前的盛況，茲以胡適和牟宗3代表兩個不同的典型，從他們的衝突和異同來評論其功過得失，並彰顯其時代精神和儒者風範。

1、教授和大學生的衝突

民國106年，牟宗3先生109歲，考入北京大學預科，2101歲升入北大哲學系本科，民國210年唸哲學系2年級時，胡適之先生重返北大授課，開了1門「中國中古思想史」，牟先生選了這門課，胡先生在1931年8月2108日的日記中記錄了7105個選修生的成績，牟先生的分數是810分，但胡先生在分數後面加上了1條注語，說：「頗能想過1番，但甚迂」[1]。這時胡先生是4101歲，已經是譽滿中外的名教授，參與文學革命和54運動主張德先生、賽先生的經歷，以及《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出版，皆已奠定他1生永不褪色的光環，而且還打贏了1場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呢！

民國2101年，牟先生2104歲，哲學系3年級。當時哲學系要出系刊，向牟先生邀稿，牟先生交出「清胡喣的生成哲學之易學」。隔了1年多，毫無消息，經過詢問後，主事者告以刊稿事前須先交師長審閱，「老兄之稿交胡院長適之先生審閱，存胡先生處，你可以去拿」。牟先生即直接到院長辦公室見胡先生。胡先生很客氣的說：「你讀書很勤，但你的有危險，我看易經中沒有你講的那些道理」；牟先生答以：「我講易經是當作中國的1種形而上學看，尤其順胡喣的講法講，那不能不是1種哲學」；胡先生說：「噢，你是講形而上學的！」，又打哈哈的說：「你恭維我們那位貴本家，很了不起，你可出1本專冊」。牟先生說完謝謝，遂盡禮而退。回到宿舍，這位大學生愈想愈不服氣，又寫了1封信給胡教授（院長），對自己的方法有所辯說，辯說自己的研究方法絕無危險。

到了民國7107年，牟先生810歲，已經是著作等身，國際認定的哲學家，回憶起這件事，他說：「大概說的話有許多不客氣處，其實也無所謂不客氣處，只是不恭維他的考據，照理直說而已，因為我的問題不是考據問題」。但是無論如何，這位天才橫溢的鄉下青年初出茅廬、不通世故，得罪了這位學術界如日中天的巨擘，恐怕自己當時還不知道呢[2]！

民國2108年，中國對日抗戰進行了2年多，牟先生3101歲，在昆明，顛沛流離，幸賴學弟張遵騮先生的接濟，才沒有餓死[3]，就在這憂患的環境中，他發憤完成《邏輯典範》1書，從此走上獨立創造哲學的路。熊10力先生在重慶，函湯錫予先生謂：「宗3出自北大，北大自有哲系以來，唯此1人為可造，汝何得無1言，不留之於母校，而讓其飄流失所乎？」，湯先生答以胡先生通不過。當時胡適之先生在美，早已離開北大，猶遙控校事，而校中人亦懾服其威儀，不敢與之抗衡[4]。

這位鄉下來的天才學生，得罪了教授，在6年之後終於嚐到苦果。當年蔡元培先生主掌北大，力持學術自由、禮賢下士、兼容並蓄，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皆賴之以成，而胡先生排斥不同學派的作風，是不是對大學的理想造成傷害？

2、衝突原因的分析

胡適和牟宗3的衝突，並不只是兩個人之間的私事，而是兩個不同學派之間的衝突，甚至是在回應西方文化挑戰時，兩種不同模式的抗爭，而他們兩個人都是繼往開來的文化鬥士，明爭暗鬥、火花4射、精采萬分，以下做出簡單扼要的分析。

（1）學術訓練的不同

胡適和牟宗3兩位大師級的人物，他們的學術訓練都是有師承的影響，但是自行摸索開創的部分也很重要。

1、胡適之的學術訓練

胡適先生留學美國，在1915年9月註冊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研究部，1917年夏考過論文最後考試，指導教授是杜威先生，胡適說：

他的哲學方法總名叫做「實驗主義」，分開來可做兩步說：

（1）歷史的方法─「祖孫的方法」，他從不把1個制度或學說看作1個孤立的東西，總把它看作1個中段；1頭是它所以發生的原因，1頭是它自己發生的效果，上頭有它的祖父，下面有它的子孫。抓住了這兩頭，他在也逃不出去了！這個方法的運用，1方面是很忠厚寬恕的，因為它處處指出1個制度或學說所以發生的原因，指出它的歷史背景，故能了解它在歷史上佔有的地位和價值，故不致有過分的苛責。1方面，這各方法又是最嚴厲的，是帶有革命性質的，因為它處處拿1個學說或制度所發生的結果來批判它本身的價值，故最公平又最嚴厲。這種方法是1切帶有批判（Critical）精神的運動1個重要武器。

（2）實驗的方法─實驗的方法至少注重3件事：

A、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

B、1切學說的理想、1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

C、1切學說與理想都需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1試金石[5]。

在胡適的心目中，實驗主義的基本意義僅在其方法論的1面，而不在其是1種「學說」或「哲理」。他強調實驗主義是達爾文進化論在哲學上的應用，因而使人覺得它是最新的科學方法，而且實驗主義的優越性在於它1方面接受了達爾文的進化論，另1方面拋棄了黑格爾辯證法的影響[6]。

但胡適去美國留學之前就經過長期琢磨，逐漸發展出自己1套的治學方法了。胡適自我分析的結果是：

（1）好懷疑的傾向─10幾歲時就有懷疑的傾向，尤其是懷疑宗教，反對迷信鬼神，凡是日常生活中的1切理論、記載和事實，如1有懷疑，也都要加以批判來證明或反證明。

（2）自幼熟讀朱熹的4書、5經，等接觸了漢儒的103經註疏，就自己企圖寫批判性的文章，在109歲那年就真的自動自發寫了1篇論文「詩3百篇言字解」。

（3）後來接觸到戴震、王念孫、王引之等人的著作，發現乾嘉學派所用的治學方法，那種歸納、比較和自己1樣，都是積極嚴謹，極其科學的[7]。

從考據學，胡適逐漸學會了校勘學和訓詁學，加上早年馬氏文通的影響，又從康乃爾大學的布爾教授（G. Lincoln Burr）處修了1門歷史的輔助科學（Auxiliary Sciences of History），學了諸如：語言學、校勘學、考古學、高級批判學（Higher Criticism）、聖經及古籍校勘學等等。另外，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教授烏德瑞（Frederic J. Wood bridge）所開的歷史哲學、高級批判學，教導胡適運用史料要小心，例如柏拉圖的對話錄、亞里斯多德的著作之中，偽託甚多。也指導他如何查清偽託，認清竄改[8]。這些對其日後的治學，頗有影響。真是名師出高徒，所以1917年，胡適回北大擔任教授，這位2107歲的青年學者陸續發表1系列驚世駭俗的批判性文章，其實都是有嚴謹的學術訓練做根基的。

2、牟宗3的學術訓練

民國107年，牟先生210歲，唸預科2年級（相當於高中3年級），在圖書館看「朱子語錄」，覺得很有意味，天天看，1個月後，忽然開悟了，知道它所說的是形而上之道，感受是親切的，牟先生說：

使我的生命，我的心覺，有1種超越的超曠，超過現實的感觸的塵世的拘繫，而直通萬化之源。雖然只是外在的想像式的直覺的解悟，說不上內在地體之於自家生命中以為自己之本根。

此時牟先生年輕的生命和天道有了初次親切的照面。除了中國哲學，他對西方正在流行的觀念系統，5花8門，也學得了1些，如柏格森的創化論、杜里舒的生機哲學、杜威的實用主義、達爾文的進化論等等。這些都助長引發牟先生想像之興會，不在其內容，而在他們之系統，有系統而成套之角度。

民國108年到2102年，牟先生在北大哲學系唸了4年，他說給他影響最大的是校內的張申府和金岳霖兩位先生，在校外是張東蓀先生。張申府先生教「羅素哲學」和「數理邏輯」，牟先生對之很有興趣。金岳霖先生是兼課教「哲學問題」，是金先生精思自得的領域，大體是新實在論的底子。而張東蓀精於道德哲學，常常發表論文在《哲學評論》的雜誌上。課外的自修則集中在易經和懷悌海的哲學。而當時則流行科學地哲學，淺近的知識論，大體是經驗主義與實在論的，再透露1點邏輯的興趣，牟先生說：

若對於邏輯和數學沒有精湛的認識，對於西方理性主義的傳統是不能接得上的……我因此感到當時學哲學的人，實在於中國文化生命之根以及西方文化生命之根皆未接得上，只是漂浮在橫面的時尚中[9]……

牟先生認為中國文化的慧命，不能不說是集中在易經和春秋。易學方面，牟先生整理了漢易（如京氏易、孟氏易、虞氏易），進而由晉、宋易而下及清易（著重於胡喣之周意函數，與焦循之易學3書─易圖略、易通釋、易章句），在畢業前完成《周易研究》1書之初稿。懷悌海方面，則由其早年之「自然知識之原則」、「自然之概念」2書，進而讀其巨著「歷程與真實」，牟先生自謂以美的興趣與直覺的解悟契接懷氏，故能隨讀隨消化，隨消化隨引發，而想像豐富，義解斐然[10]。

「歷程與真實」剛出版時，牟先生的老師張申府先生曾有1個簡單的介紹，深致讚歎之辭。但他又說了1句話：「沒有人能懂，亦無懂的必要」。牟先生又特別跑去問他的另1位老師金岳霖先生，他也說不懂，只說此書「隱晦糢糊」。原來這是美國學術界流行的評語。牟先生則說：

我讀其書，親切喜悅，歷歷可解，無隱晦處[11]。

難怪牟宗3先生的朋友唐君毅謂其：

天梯石棧，獨來獨往，高視闊步，有狂者氣象[12]。

這位有狂者氣象的天才學生，他的形上學的體悟，他的研讀易經都是受朱子的引入，他對朱子也是讚歎再之，覺得自己「當然不能及於朱子於萬1」[13]。但是在他大3那1年，終於碰到了1位剋星，這位剋星對著他作獅子吼，這位剋星對著他當頭棒喝，使他的心思在浮泛的向外追逐中迴光返照，照到了自己的現實是何所是，停滯在何種層面，讓他心中有了1個超越的而永待向上企及的前途，正視生命的悲情，牟先生說：

這不能只看生命本身，這須透到那潤澤生命的德性，那表現德性或不表現德性的心靈。這裡便有學問可講。這裡是1切道德宗教的根源。我由世俗的外在涉獵追逐而得解放，是由於熊先生的教訓。這裡開啟了1種慧命。這慧命就是耶穌所說的「我就是生命」之生命，「我就是道路」之道路。而中土聖哲，則叫做「慧命」[14]。

這個剋星就是熊10力先生，這是牟先生生命中的大事，從此之後他的學思生命乃形成雙線並行的路線。1是從美的欣趣與想像式的直覺解悟，轉入「如何，為何」之架構的思辨；以後撰著《邏輯典範》與《認識心之批判》，皆順此線索而發展。2是從外在化提昇1步，而內轉以正視生命，契入儒聖之學，此即熊先生啟迪振拔之功也[15]。這也種下日後牟先生以陸9淵、王陽明為儒學正統，而判定朱熹是「別子為宗」的遠因了。

（2）面對西方文化挑戰所做的回應不同

要深入探討胡適和牟宗3在學術上的衝突，必須窮本竭源的從整個近代思想史的脈絡上考察之。中國文化在109世紀中遭受了西方文化的挑戰，從鴉片戰爭開始，1連串的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把中華民族帶入了1百510幾年兵連禍結、亡國滅種的恐懼之中，在救亡圖存的軍事鬥爭裡，在分合無常的運動間，在破舊立新的文化運動裡，仁人志士們前仆後繼的以智慧、熱情和鮮血，對時代的挑戰提出各式各樣的回應，茲扼要敘述如下：

1、從思想史上考察其辯證的發展

（1）洋務運動

鴉片戰爭失敗之後，魏源在《海國圖誌》中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這本書不僅介紹了世界主要國家的地理、歷史、社會情況，更介紹了西方的工藝技術和抵禦西方侵略的1套策略。試看其主張：

於廣東虎門之外沙角、大角2處，置造船廠1，火器局1，行取佛蘭西、彌利堅2國各來夷目1、2人，分攜西洋工匠至粵，司造船械，並延西洋柁師，司教行船演砲之法，如欽天監夷官之例，而選閩粵巧匠，精兵以習之[16]。

為了學習西方長技，魏源還主張「立譯館、編夷書」，並且建議「於閩粵2省武試增設水師1科有能造西洋船艦、火輪舟、造飛炮、火箭、火雷奇器者，為甲科出身」用這些方法來獎勵中國之工藝技術之創造發明，通過以上之方法，虛心學習，必定能趕上西方和西方各國並駕齊驅，達到制夷的目的。除了西洋的工藝之外，他還對西方的政治制度，發出由衷的讚美[17]。

魏源曾親身參與鴉片戰爭的始末，在慘敗之後，痛定思痛，遊歷港澳，迅速地找出正確的方向，學習西方之長處。後來清末名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郭嵩濤等人所主張之學習西方船堅炮利的政策，皆未脫離此1路線，此之謂洋務運動。於是傳統知識份子開始正視西方文化的挑戰，決心學習西洋的長處，胡適和牟宗3都採取面對並且虛心學習西洋文化的態度，決不退縮。

（2）百日維新

西元1898年，鑒於甲午戰爭失敗割讓台灣事件，及列國的瓜分運動，愈演愈烈，光緒皇帝受到康有為的感動，不甘作亡國之君，頒布了1系列的維新詔令，其主要內容如下：

A、在政治、軍事方面：精簡機構，允許士民上書言事，以新法訓練軍隊，籌造兵船，添設海軍。

B、在經濟方面：設立礦務、鐵路總局、農工商總局，獎勵製作新法，允許專利，發展、保護農工商業。

C、在文化方面：廢8股，改革科舉制度，興辦新式學堂，翻譯西書[18]。

在這裡獎勵製作新法，允許專利，已經由軍事上的船堅炮利擴大到普遍的工藝技術之創作發明了，而興辦新式學堂和翻譯西書成為國策。康有為明確的指出，工業革命給西洋及世界帶來了巨大的改變和影響。康有為說：

自乾隆末華忒新創汽機，英人以為地球復生日。自嘉慶元年拿破崙募獎新器新書，而精器日出，至今百年創新器者凡109萬餘，於是諸歐強國，遂以橫行大地，搜括5洲，夷殄列國，餘波震盪，遂及於我，自是改易數千萬年之舊世界，為新世界矣[19]。

於是康有為堅定的告訴光緒皇帝把中國建設成1個工業的中國[20]。要「獎創造新器，著作新書」，希望能「舉國移風，爭講工藝、日新事法，日發新議」就能「立國新世」，無敵於天下。教育上康有為主張將各地「公私現有之書院、義學、社學、學墊，皆改為兼習中西之學校」[21]各學堂除了讀史識字，還要學習「測算、繪圖、天文、地理、光、電、化、重、聲、汽」等西學[22]。在這個維新時期，工業技術和西學的概念已清楚的浮現，成為中國的國策和追求的目標，但是百日之後，在保守派的反擊下，發動戊戌政變，維新大臣死的死、逃的逃，這個目標終成泡影。康有為的失敗刺激著胡適和牟宗3去思考維新失敗的原因，嘗試新的進路。

（3）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1898年4月，湖廣總督張之洞發表「勸學篇」攻擊維新思潮是「邪說暴行，橫行天下」表示了反對的立場，獲得清廷的支援。他說：

夫不可變者倫紀者，非法制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勸學篇、變法》）

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勸學篇、名綱》 ）

以孝悌忠信為德，以尊主庇民為政，雖朝運氣機，夕馳鐵路，無害為聖人之徒也。（《勸學篇、會通》 ）

因此張之洞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主以中學，輔以西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此為「中體西用說」。日後胡適對此1主張堅決反對，牟宗3則幾經轉折仍不脫離此1路線，以「良知坎陷說」吸收「西體西用」，但仍以中體為優位。

（4）嚴復的「名學」

嚴復曾經留學英國3年（1876到1879），他對西學有較深的學習，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有較深切的瞭解。他有系統的翻譯了1批西方思想家的名著。介紹了西洋的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說。計有赫胥黎的「天演論」、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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