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经济活动范围的合理界定(2)
2017-09-14 04:50
导读：（二）东亚新兴工业国发展实践中形成的公共经济活动范围 二战后随着旧殖民主义的解体，在冷战背景下，东亚地区迅速成长起来一批新兴工业国家，特
（二）东亚新兴工业国发展实践中形成的公共经济活动范围 二战后随着旧殖民主义的解体，在冷战背景下，东亚地区迅速成长起来一批新兴工业国家，特别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以其较为持续迅速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被称为“亚洲四小龙”，其成就被称为“东亚奇迹”。根据国内外不少学者的研究，“东亚奇迹”的产生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持续走低、“四小龙”1997年后不同程度地受到起源于泰国的金融风暴的冲击，有些人对东亚经济模式的有效性产生了歧议，但是，东亚诸国毕竟在战后较长时期内通过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成功地取得了“后发性利益”，并且从80年代初就根据新形势的要求对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进行了及时调整和改革，从而在经受金融风暴短暂冲击之后便较快地恢复了经济增长。因此，它们的经验对处于工业化过程和经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更具有很高的研究借鉴价值。坦迪克·姆坎达威尔在比较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历程后指出：“很明显，东南亚经济的国家干预作用非常重要，然而对于一个成功的干预，本质上在于自我调节方式如何，在于特定国家的市场功效的特定的结合。”[4]（P390） 1.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实行政府主导型经济条件下的公共经济范围。二战后东亚国家（包括日本）经济较长时期持续快速增长的原因，除了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对这些国家在资金、技术、出口等多方面给与特殊支持以外，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大多实行了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公共经济活动范围是比较宽的（香港除外）。其主要表现：一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许多领域发展国有经济，使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带动作用；二是政府实行相对集权的宏观经济管理（日本和韩国还实行了中长期计划调节），保证人力、物力、财力向进口替代部门和重点产业、大相对集中；三是对进口替代部门实行保护主义政策。但是，这些国家在实行的政府干预也有许多失误和副作用，政府过度保护助长了企业盲目扩大规模、忽视自主技术开发，引致官商勾结、银行超贷，损害了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对金融和“泡沫经济”监管不力等。 2.20世纪80年代起经济转型以后的公共经济范围。鉴于形势的变化，东南亚国家从80年代初开始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其主要措施：一是通过国营企业民营化，放宽市场准入规则，削弱大型私人企业的垄断地位，扶植私人中小企业发展，以促进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二是通过对国外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以活跃国内资本市场和企业创建活动；三是逐步推进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家和地区已基本做到：凡是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就让市场自行运转；只有市场不能或不易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才出面承担调节职能。在这种体制下，公共经济活动范围包括：（1）建立健全旨在维护正常市场秩序的法律制度体系，积极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2）提供属于资源配置领域的公共物品，如邮电通信、自来水、电力、煤气、运输、港口、机场、桥梁、灌溉工程等基础设施，功能完备的信息情报系统，教育培训和高投入、高风险的科技研发，以及环境保护、医疗保健；（3）运用财政金融政策和法律手段对市场运行实施宏观调控，以实现经济稳定，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4）及时纠正政府自身的失误干预。这种情况表明，东亚经济成功国家的体制再不是原来一般认为的那种纯政府主导型的了，目前已经转变为以自由企业制度为基础、政府有效宏观管理下的市场经济体制。1995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对142个国家和地区的10项政策要素进行评估后发表的一份关于经济自由度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的经济自由度分别居世界的第1、2、8、22、22、27位。[6]曾长期在亚洲任职、现为波士顿第一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吉姆·罗维尔，在东亚经济成功的因素时所强调的是以下三点：首先是实行了开放政策，特别是在贸易、投资和技术转让方面；其次是不提供过度的保护，为竞争和改革敞开大门；第三是当局发挥的作用小（通常人们用以衡量政府规模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通常不到20%，而西方国家一般占30%～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