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学的属性与学科定位(4)
2016-02-23 01:16
导读：治理者实施治理时尽大部分时间已不用“温习”治理原理（即治理科学的那部分知识）了，而要对他所治理的人进行了解、选择、使用、激励、培养、任用
治理者实施治理时尽大部分时间已不用“温习”治理原理（即治理科学的那部分知识）了，而要对他所治理的人进行了解、选择、使用、激励、培养、任用、罢免……这构成所有的治理者进行治理工作的大部分内容。这些技能无法上升为理论，也就是它们显示不出是一种什么“治理科学”的本质。
相反，治理者做好这个内容的工作，更多地需把握各种人文知识，需要培育自己的修养，培养自己与别人的合作习惯，几乎一切与文化有关的知识都会对进步自己的治理水平产生积极的作用。
面对文化背景不同的被治理者，治理者要实施不同的治理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对方的工作热情，这更体现为一种艺术才能。而对全体被治理者进行共性分析，创造出一种氛围，激励和培养出一种同船共济的团队精神，则更是大大进步工作效率的高层次的治理方式，这就是创建企业文化的工作。这种“本事”则更不是可以以传授科学知识的方式来培养的。因此，这部分“治理”――managing，只能是一种职能或技能，根本不能以对待科学的方式来对待，而以对待艺术的方式来对待倒可以结出最佳的效果来。
打一个比方，学习艺术与学习物理就必须用两种几乎完全不同的方法，而同是“治理”，对待治理原理（科学）和对待治理过程（managing）也不应当用同一种态度来对待，哪怕那种态度叫科学的态度。
用科学态度对待客观存在的事物无疑是恰当的，这里所说的客观存在的事物当然包括自然系统；但是用科学态度来对待一个人工系统，则要仔细分析一下了。人工系统，尤其是人工社会系统，比如一个企业，一个社区乃至一个社会，其存在机理往往是文化在起内在作用。一个治理者用对待安闲物那样干涉那个系统的存在和变革方式，哪怕他出于良好的意愿，应用“科学”的手段，也会引出不好的效果来。十七世纪以来的西方文明向东方和美洲强力推行的“文明开化”运动（即殖民化进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丁文江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以科学为手段改造中国社会的努力（被称为“科学主义”）都违反了某种人类最高等级的伦理原则，故都已被历史所否定。现在提起中国的地质科学，人们马上就想起李四光，实在依笔者个人之见，丁文江先生在中国地质科学建设方面，贡献尽对大于李四光，但是依爱划线看人的中国传统，就由于他头上戴着一顶“孙传芳豢养的政客”这顶帽子，就把他在地质科学上的贡献也一概抹杀了。似乎新中国接手的那么丰富的地质资料和组织良好的
地质学研究队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财富一样。实在与那些成就最有关的一个人就是丁文江。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不顾病魔缠身，不顾学生们劝阻，坚持亲身进行野外考察，最后死在考察第一线。但是他所谓“投身”孙传芳，正是他以对待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社会治理，以至事业惨败又遭毁誉。这样一位伟人都陷进了科学主义的泥淖（可见科学主义多么诱人、多么害人），我们这些长期在“改天换地”战鼓声中熏陶的人就更难免沉醉于其中而丝毫未予觉察了。
大学排名 我不同意把治理完全当成一门科学，似乎与不同意将治理对象当成自然物之间尚有段间隔，实际上前者是可以合乎逻辑地引出后者的。治理好一个系统，需要预先学习点什么，但更重要的是要对那个被治理的系统进行调研，这就是毛泽东同道所倡导的实践论的观点。“你要变革一个梨子么？那你就先要尝一尝梨子的味道。”这句著名的警语在启示我们处理好治理者与他所要治理的那个系统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也在告诫治理者一种思维方式，这就是具体题目具体分析，这也是治理者在实施治理的过程中须臾不可忘记的工作方法，这与自然科学的实践已有十分明显的区别。此时的“治理”不答应你为了既定的目的而改变那个系统的外部环境。相反，此时的“治理”却要求治理者自己先要“脱胎换骨”，才能在治理过程中与全体参与治理的职员以及那个系统融为一体。这更是自然科学工作者所无须经历的“自我改造”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