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经济模式：剖析与借鉴(2)
2016-05-16 01:02
导读：应该说，当代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即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资本主义，不仅瑞典如此，北欧国家乃至欧美国家均如此。这是因为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
应该说，当代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即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资本主义，不仅瑞典如此，北欧国家乃至欧美国家均如此。这是因为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接受了“国家干预”，政府除履行“宏观调节”，还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支持社会保障设施。不过，瑞典在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下政府建立了更加完备的社会保障设施。这种社会福利设施，是政府通过再分配手段支撑起来的，可以说，这个福利国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把这个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上靠再分配建立的“福利国家”说成为社会主义或真正社会主义，我认为是不合适、不应该的。至于如何认识瑞典及西方国家建立福利设施的社会经济意义，正是我要在下一节阐述的。
二、如何认识瑞典的社会福利设施
资本主义跟国家干预相结合，这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出现的一个国家现象。如果说，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率先开始这一“结合”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实践，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为这一“结合”提供了理论基础；而瑞典社会民主党则更进一步，它们依据恩格斯晚年的思想以及第二国际的路线，利用“民主制度”，依靠选票（而非暴力）于1932年取得了执政地位，而且第一次执政持续达34年之久（至1976年败选）。在这长期执政期间，社会民主党并不仅没有利用政权去摧毁或触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且相反利用政权创导“阶级和谐”、“阶级合作”去维护、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它不仅在执政期间培育了沃尔沃、爱立信、宜家等十来家举世闻名的跨国私人集团公司，更重要的是本着以魏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经济理论，创建了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全免费的教育保障，其目的是为了增进社会公平，缓和阶级矛盾，促进阶级合作以发展经济。瑞典著名社会民主党党员及经济学家冈纳·阿德勒—卡尔松在其研究瑞典模式的著作中曾写道：“在瑞典，参与经济进程的各方面都已经认识到，最重要的经济任务就是设法使国家的‘蛋糕’越来越大，因为那时每个人就能从这块共有的蛋糕中取得更大的一块来满足自己需要填充的胃。而当情况与此相反时，即社会的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着激烈争夺的时候，我们相信这块蛋糕往往会在争夺中被弄得粉碎或者荡然无存，每个人也将因此一无所得。”①可见，它所造就的“全民福利国家”是通过再分配靠巨额公共支出支撑的，使瑞典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迅速膨胀。20世纪60年代，这一比重还仅占35%，至80年代初增到60%多。不管这样的“全民福利国家”的大厦多巍巍，但它的房地基却是靠资本主义经济所制造出来的“大蛋糕”（国民生产总值）。所以我有理由说，这个“福利国家”就其经济基础讲是资本主义经济。正因为如此，我在1987年出版关于瑞典福利国家的那本著作中，把这由高税收、高福利形成的巨额公共支出建立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福利设施，看作为瑞典资本主义统治集团为了实现阶级合作、维持和谐社会而不得不支付的一种“代价”。这一认识，我至今认为还是不错的，不仅对有强大工会组织及社会民主党的瑞典可以这么讲，而且对其它举办社会保障设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这么讲,只不过在瑞典由于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较长,工会组织压力较大，致使这方面的公共支出比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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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对西方国家政府的“公共支出”（包括对社会福利设施）有进一步的认识。我认为，西方国家政府提供的所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及政府支持的社会保障设施、医疗保险设施、廉租房在内），应被看成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要求而在资本主义私有经济体系中出现的“公”的因素或成份。我笃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信生产关系必然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与水平这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过去，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认为，上述这条历史规律只适用于从原始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但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因为“公有制”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产生，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创建。我对这一传统观点表示质疑和反对（下面将有进一步阐述）。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科学，就应贯彻到底，上述传统观点实际上否定唯物史观的这个基本观点的科学性和彻底性。我认为，公有制因素可以而且必然会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需求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萌芽”或“孕育”，会开始从量变到质变的进程，在当代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政府所履行的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社会福利设施在内），就隐约显露出这个新因素的苗头。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中，它所讨论的全是私人经济一统天下的私人产品，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却提出了所谓“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两大类，为什么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会出现带“公”字号因素并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得到反映？这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