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经济模式：剖析与借鉴(4)
2016-05-16 01:02
导读：“基金社会主义”的主要做法是，通过政府立法，建立职工投资基金，规定对大中企业加征20%的超额利润税，增收0.2%的工资税，以建立职工投资基金，购
“基金社会主义”的主要做法是，通过政府立法，建立职工投资基金，规定对大中企业加征20%的超额利润税，增收0.2%的工资税，以建立职工投资基金，购买本企业股票（即对企业再投资）。根据1983年政府立法规定，在全国分地区设立5个职工投资基金委员会，分管本地区的职工投资基金，各委员会基本由工会组织的官员所掌握。按计划设想，大概须25～35年，便可使职工投资基金达到或超过大中企业股份的50%，这样，便平静地、和平地改变瑞典经济的所有权结构及性质，从资本主义制度转化为基金社会主义。据报道，在社会民主党于1982～1991年执政期间推行“职工投资基金”计划，只有7年（即1984～1990年），其积累基金相当于140亿瑞典克朗（1984年价格）的资产，约合瑞典上市股票的5%～7%。
我认为，瑞典社会民主党提出“职工投资基金”计划用意很好，是用职工投资基金逐渐取代私有制，以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种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探索；但也有它的局限性。其最大的缺陷是，“职工投资基金”虽以职工名义汇集成立，却分属5个地区委员会管理，由少数工会“官僚”以职工集体名义控制，跟职工个人缺乏明确、直接联系，职工投资基金实际上沦为少数工会“官僚”所有。瑞典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阿萨·林德伯克（曾长期担任诺贝尔经济学委员会主席，也曾是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党员）曾据此抨击“职工投资基金”计划，主张由不同行业、群体（如工会、农民协会、小企业、养老金协会、科研单位、高教机构等）分别建立各自的“公民基金”，主张以“多元主义”代替由工会一家独占的公有基金来投资、支配企业。林德伯克还为此政见分歧而宣布退出社会民主党。尽管林德伯克与社民党本部的政见不同，但在我看来，林德伯克的“公民基金”方案和社民党纳入党纲的“职工投资基金”方案，都是以建立公有制以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的而进行的不同的探索途径。这些探索都具有历史意义，所不同者，林德伯克的“公民基金”方案还只是学者的个人设想，而社民党的职工投资基金方案不仅被纳入社民党党纲，而且已在实践中开始有所推进。不过，从理论角度看，我倒更倾向于林德伯克的“多元主义”原则下多种“公民基金”可以竞争，更符合“经济民主”理念；而社民党的职工投资基金方案易导致“集中化”或“官僚化”。尽管如此，上述两种建立公共投资基金以逐步建立公有制企业的历史性探索和尝试，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只要随着各种这类“公共基金”所持有的企业股份累积增长，一旦成了一些大企业甚至主要行业的“控股者”，社会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及性质将发生“飞跃”，一种以新形式公有制为基础（或主体）的社会主义（基金社会主义）将诞生。我在1987年出版的《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一书最后一页曾讲过这将是“一个新社会的起点”，可充当“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我现在仍坚持这一基本认识或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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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须指出的一点是代表瑞典“雇主”（资本家）利益的右翼政党对社民党“职工投资基金”方案的坚决反对。当社民党提出“职工投资基金”计划之初，立即引发“雇主”及其政党的强烈反对，右翼政党曾提出一份反建议，即通过奖金等形式给职工赠送或低价购买本企业一定数额股份，实则是确保企业控制权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的所谓“人民资本主义”做法。不仅如此，他们还曾组织了一次规模庞大的游行示威，来自全国各地的各式“企业主”达7.5万人，反对社民党的“职工投资基金”计划。1982年社会民主党再次执政，极力主张实行的“职工投资基金”计划，几经修改才在议会立法通过。职工投资基金计划自1984年开始推行，只推行了6～7年，至1991年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失败，以保守党主席为首相的四个右翼政党联合政府一上台，就立即宣布撤销雇主们痛恨的职工投资基金计划。由于“职工投资基金”由工会官员控制而跟职工个人无直接联系，保守党政府的这些措施并未引起工人罢工风潮，但其新自由主义政策再加上
世界经济不景气，使瑞典经济于1991～1993年连续三年经济出现负增长，社会民主党于1994年再度赢得大选上台执政。社民党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并未大力推行“职工投资基金”计划，面对福利开支居高不下，也不再顾及工会的反对而加大对社会福利调整力度，强调社会福利不能再建立在财政赤字和债务基础上，打破福利开支只增不减的“刚性”。尽管自1995年到2006年瑞典经济获得3%平均增长率，近几年来通货膨胀率均在1%以下，但政治官僚化日趋严重（据报道，2004年南亚海啸发生时有500瑞典人丧生，政府未及时作出反应，外交部长去看戏，卫生部长在灾难发生后却出外度假），致使社民党在2006年9月大选中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