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一）(3)
2016-07-29 01:12
导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和《食货》半月刊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当时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史学刊物和经济学刊物也纷纷刊载社会经济史方面的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和《食货》半月刊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当时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史学刊物和经济学刊物也纷纷刊载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论文，一时形成了风气。例如国立
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主编的《现代史学》一直把中国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论文作为刊载的重点，主要撰稿人有陈啸江、王兴瑞等人。第一卷第三四期还出版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1933年5月），发表有关论文11篇。中山大学法学院还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当时重要的经济学刊物《中国经济》第二卷第九、第十两期也出版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上下两册（1934年？月），发表有关论文29篇[9] ；逾40万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和一些大学的学报中刊载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论文也不少，如徐中舒对耒耜的研究（《耒耜考》，《史语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册），杨联陞对东汉豪族的研究（《东汉的豪族》，《清华学报》第11卷第4期）都颇有影响。
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一批有关经济史的专著。例如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1937），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比较系统和详细的中国经济史，可惜只出了一、二两册（写到了汉代），再没有后续。[10] 专史以田制史、商业史、
经济思想史最多，比较有影响的有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1933）、陈登原的《中国田制史》（1936）、《中国田赋史》（1936）、王孝通的《中国商业史》（1936）、冯柳堂的《中国民食政策史》（1934）、邓云特（邓拓）的《中国救荒史》（1937）、等。尤其应该提出的是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1936），该书是用写出的，由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有限公司出版。它通过对大量水利史料的，概括出“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它的问世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此书的中译本已于1980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上述情况表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中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在这一高潮中，包括社会经济形态在内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身成为研究对象，并以近代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作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从而超越了“食货”式记述的传统。所有这些，标志着独立的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正式形成。
1937年7月爆发的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经济史学蓬勃发展的势头受到了压抑。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困难的条件下，史学工作者和经济史研究者仍然继续中国经济史研究，并把它推向深入，取得不少成果。
这一时期，热烈一时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虽已趋于沉寂。但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仍然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继续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作进一步的探讨。例如，经过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等人在四十年代的努力，西周封建说的体系基本上建立了起来。郭沫若在对甲骨文、金文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修正了自己的关于殷代社会性质的旧说，接受了殷代为奴隶制社会的观点，又从井田制和庶人地位等方面充实了西周为奴隶社会的论据，进而论述了春秋战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社会变革，从而完善了西周奴隶社会说和战国封建说的体系。侯外庐三十年代埋头翻译《资本论》，但仍密切注视着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进展，四十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作了很有理论深度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古代属于亚细亚类型，其文明形成的路径与 “古典的古代”不同，不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的革命路线；而是从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的维新的路线。“氏族公社的保存”、“土地私有制的缺乏”和“城市与农村的特殊的统一”等，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显著特点（《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2年；1963年修订的改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论》重版）。如果说我国学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时往往不免陷入公式主义的话，那么，四十年代以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对中国历史特点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