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一）(7)
2016-07-29 01:12
导读：对十七年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成就不容低估。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前所述，本时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
对十七年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成就不容低估。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前所述，本时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的，这虽然可以从中获得推动力量，但也由此限制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独立和全面的开展。与此相联系，是研究工作发展的极不平衡：重视生产关系、相对忽视生产力；重视经济基础，相对忽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重视经济中的生产和分配环节，相对忽视流通和消费；重视汉族和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相对忽视少数民族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等等。本时期存在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时存在贴标签式的教条主义倾向，往往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和公式化。这是由于史学工作者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够纯熟，但更与政治上“左”倾思想路线对经济史学的影响和干扰分不开。本来五十年代初期党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曾经极大地促进了历史科学的繁荣，自由讨论的风气比较浓厚。但后来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混淆政治与学术的界线，一些本来属于学术范畴的不同意见遭到了粗暴的政治批判（如对雷海宗和尚钺的批判），这就助长了教条主义和“打棍子”风气的发展，给学术设置了不少“禁区”，到了“文革”时期，更加登峰造极，终于出现了万马齐瘖的局面。与此相联系是唯我独“革”，固步自封，不注意了解和吸收外国的新理论、新和新成果。这种情况极大地局限了人们的视野，不利于经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
十年浩劫的“文革”时代，经济史研究几乎陷于停顿。但这一阶段经济史学的进程也并非完全是消极而乏善可陈的。考古工作继续发展，不少重要的考古遗址和简帛资料（如云梦秦简、银雀山汉简、江陵凤凰山汉简、居延新简等）是在这一时期发现的，它从一个方面为以后的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作了准备。还有些学者在极端困难复杂的条件下潜积力量，坚持研究，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如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31] 、对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的讨论[32] 、张政烺根据卜辞对殷代农业生产中若干问题的研究[33] 、就新出土的卫裘诸器对西周土地关系的讨论等[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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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当时用新观点撰写的，如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已有“渔猎”、“游牧社会”、“ 耕稼社会”等概念，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对中国古代的田制、农器、财政、商业、工艺、宫室、衣服、饮食等都有专课论述。
[2] “生计学”即现在习称的学，是西文的economics的早期中译名之一。西文的political economy（今译“经济学”），中国最早的译名是“富国策”；后来严复把economics译为“计学”，一度流行，“生计学”即由“计学”衍变而来。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从日本转介过来的“经济学”才成为约定俗成的译名。
[3] 《读书杂志》1931年4月1日创刊，出版者为“神州国光社”。王礼锡宣布其办刊方针是不偏不倚地兼容各种学说，“不主观标榜一个固定的主张，不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去套住一切学问。”但他也公开表达了对唯物辩证法的信仰。王礼锡认为，当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关乎中国革命的前途，而这个争论，应当“深入到中国社会史中去”，因而着手在《读书杂志》组织中国社会史的论战。早在该刊的第一卷第二期已开辟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接着于1931年8月、1932年3月、8月和1933年4月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第一、二、三、四辑。第一辑三版一万五千册在一个月内销售一空，所及，50家刊物参加了这一论战。
[4] 当时这是由苏联学者首先引发的国际性的讨论。但中国与苏联不同，苏联把当时的争论完全作为政治处理，作为马克思主义与托派的斗争来处理，中国不同意见的争论基本上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不同意见不但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学者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同时也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