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一）(4)
2016-07-29 01:12
导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及其有关刊物，仍然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其中全汉昇的研究最为突出。本时期他的研究重点是唐宋经济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及其有关刊物，仍然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其中全汉昇的研究最为突出。本时期他的研究重点是唐宋经济史，其研究范围涉及农业生产、工商业、民族贸易、国际贸易、都市、墟市、货币、物价、政府财政与货币政策等诸多方面。他是第一个比较系统考察我国中古时期和近古时期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学者，他的《中古自然经济》（《史语所集刊》第10本，1940年）一文迄今仍是这方面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他还深刻分析了运河的畅通与否和唐宋国运盛衰的关系,从而打开了了解近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的一个窗口。（《唐宋帝国与运河》，史语所专刊）《史语所集刊》还刊登了其他一些作者有关社会经济史的论文，如劳榦利用汉简材料对汉代社会经济生活的研究；何兹全的《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史语所集刊》第14本）则是对全汉升的《中古自然经济》的修正和补充。《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继续刊登了一批古代经济史研究的论文，如张荫麟《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第6卷第1期，1939年）、谷霁光《战国秦汉间重农轻商之理论与实际》（第7卷第1期，1945年）、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第6卷第2期，1939年）等，梁氏还继续对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明代田赋史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
其他杂志亦多有经济史的论文发表。如顾颉刚主持的《文史杂志》第4卷第5、6期（1944年9月）出了“中国经济史专”，除论经济史研究的社论外，有论文9篇，书评1篇。卫聚贤主持的《说文月刊》也经常刊登经济史的文章，卫氏曾有编篡中国经济史资料和专著的计划；他的《山西票号史》（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1944年）也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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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衣凌利用他1939年在福建永安黄历乡明至民国的契约文书，写成《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福建协和大学1944年），开创了中国经济史学利用民间文书、注意社区研究，把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把地区细部研究和宏观整体把握相结合的新路子；该书传到日、美后，产生了重大影响。活跃在经济史坛的还有傅筑夫、万国鼎等人。孙毓棠在秦汉经济史方面、李埏在宋代货币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成绩。[11]
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以至整个中国史学深远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这不仅仅是由于党和政府的大力提倡，也是中国和中国史学自身的必然结果。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在艰难的条件下不断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和影响。中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辉煌的胜利的，这一胜利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新中国建立后，包括史学工作者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感到重新的必要，他们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主义的热潮，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为自己工作和研究的指导思想，在许多重大的史学上取得了共识。中国史学也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也在马克思主义的哺育下成长起来。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推动力是巨大的。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史学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差不多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分不开的。
解放前，中国经济史作为中国史学中的独立学科虽然已经形成，但就当时的整个史学而言，经济史研究仍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仍然是处于当时主流史学之外的。这种情况新中国建立以后得到了改变。马克思主义把经济视为人类发展的基础，因此，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中国史学中，经济的研究受到了重视，被纳入了史学的主流之中。这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中，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变化。不过，在中国经济史学科内部的不同分支中，发展的步调并不完全一致。五十年代，原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改为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成立了经济史组。以该所牵头，组织了一批所内外的专家，开始了系统收集整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12] 和着手撰写《中国近代经济史》。而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虽然也取得重要进展，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然处在分散作战和进行某些专题研究的阶段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