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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定意义上,王船山对于易学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他恢复并赋予了幽明(其同义词为隐显、可见与不可见、阴阳、费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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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一种特别的意义,这种意义一旦与更为古老的传统联系起来,便可以生发出一种广阔的思想视野。通过它,我们可以理解《周易》对于存在本性的理解。“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如果在幽明而不是有无的视野中加以理解,那么,阴阳的原始含义是幽明、隐显或者说可见与不可见。[7]真实的存在就展开为幽明之间的交互作用。在日常生活中,任何当下的可见活动总是指涉着不可见的事物整体,人类的事务(affair)说到底就是把在本然意义上不相与、不相通的事物(thing)会通、相与起来,使之成为整体性的世界视域的活动。(第6章)[8]当前(可见,明)的存在总是指涉着不可见的过去与未来,总是指向不可见的事、物之整体,我们的悲欢离合、我们的喜怒哀乐都是我们把可见与不可见连接起来的方式,可见与不可见的连续性,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与一切牵挂、关怀的总根源,这种牵挂本身就意味着人类生存之世界性的维度。对世界的关怀或牵挂,在本质上是把阴阳也即可见(明)与不可见(幽)之间沟通的活动。换言之,一阴一阳的观念所导向的是世界的发现。; 通过一阴一阳的交互作用,《易传》阐明的“道”不是作为事物最终根据的“基体”(hypokeimenon)或“始基”(arche),不是事物所以如此的最后原因( the ultimate cause),给出最终根据的态度并没有成为《易传》以及先秦思想的首要关注,先秦思想中的“道”无论如何也不能化约为所以然之故意义上的“理”。[9]寻求最终根据的态度,往往以一种特殊的名义表现他对于世界的拒绝。对于《周易》来说,道的显现也就是这种幽明之间的存有连续性的实现,也就是世界的发生。世界就展开为一阴一阳,也即当前的可见与不可见的沟通或连续的运动过程。
; 幽明的思想范式关注的是可见与不可见的沟通,而可见与不可见的沟通构成了世界的本性。由此,这种范式不是把我们导向从我们生活在其间的世界中的解脱,以朝向某个终极的“基体”或“始基”,恰恰相反,它是对世界的承当,它要求把世界作为生存的维度与自我理解的视域来看待,通过这种生存,世界在人们的生存中得以敞开。但是,建立在耳目之官基础上的有无范式却总是导向幽明之道的断裂:“耳目之限,为幽明之隔,岂足以知大化知神乎?”(第1081页)[3]并由此而导向对于世界的拒绝,因此,在有无话语中,总是可以发现那种寻求世界之最后根据或最初源头的形而上学态度,它表达了从世界中解脱出来、直接面对某个绝对本体的要求。
二、“幽明之故”视野中的ぁ疤烊酥际”
; 《易传》有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这里,善不是单独通过人来界定的,因为,善意味着对于一阴一阳之道的承继。根据《易传》,“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因此,所谓一阴一阳之道也就是天道。由此,在《易传》语境中,本源性的善也就是在性与天道之间的连续性的保持。这与现代思想把自律视为人的自由的真正表现具有极大的不同,因为在现代思想看来,自由乃是摆脱外力(非主观力量)决定的自由,是自我从非我中的解救,而天道也正是这样一种外力。因而,自由与善在现代都是通过摆脱天道得以确立的。这就是说,现代思想承诺了自我与非我的客观分界,由此,善也就必须是从非我、从世界中独立出来,自我决定自我,在此,非我与世界是作为一种束缚自我的力量来看待的,由此,现代思想进一步导出了自我负责、自我决定、自我实现的意识,通过这个意识,人被理解为自律的主体,被理解为善恶的最后根源。与此相应,人类脱离天道的过程被理解为人类通过而确定自己的价值、从而摆脱自然状态的过程。在这里,自然与文化是作为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序列而进入人们的视野的,文化被作为“具有本质的生活空间和可靠的生活秩序”(第93页)[10],被视为人的自主性的实在表现。这种与天道的连续性的中断被视为人类自由(由自不由他)的现实表现。人类的自由意味着从自然的束缚中获得独立,但其代价却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连续性的中断。天人之间的对立,构成了现代性意识的一个痼疾。
; 然而,在《周易》那里,我们看不到天人之际的如上紧张。根据《易传》,善不是别的,正是对于一阴一阳之天道的承继,由于一阴一阳的交互作用所生发出来的是世界的概念,所以,善在《周易》中意味着对于世界的守护。善的本源并不在于天道,纯粹意义上的天道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善。善这个概念是专属于人的。“道统天地人物,善、性则专就人而言也。”(第526页)[3] “相继者善,善而后习知其善,以善而言道,不可也。”(第1006页)[3]但我们说善的时候,已经处在天人之际的论域:“继者,天人相接续之际。”(第526页)[3]善意味着通过人的活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获得了连续,从而构成人类之世界视域之整体。“阴阳之相继也善,其未相继也不可谓之善”,“继之则善也,不继则不善也” (第1006-1008页)[3]。
; 继的观念把人以一个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的身份带入他的世界之中,在世界中存在,这样,他的存在才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在世”。人的世界性的维度的维护以及与之相应的存在的连续性的保持,构成了善的内涵。善就是以行动融入世界、触及世界性的方式,而世界或生存的世界性的瓦解就是善的真正退隐。对于《易传》来说,善的退隐意味着天人之间的连续性的丧失,意味着人的生存失去了天人之辨的视角,进入到了仅仅通过自己来定义自己的狭隘的生存视野中去。“孟子曰:‘人无有不善’,就其继者而言也”(第526页)[3];“善则天人相续之际,有其时也”;“人有所不继则恶兴焉”(第1006-1008页)[3]。同样,善的生成则发源于人主动承继天道的活动,把自己对自己的规定放置在更大的视野中,“为其有道,是以继之而得善也”(第1007页)[3]。《易传》虽然肯定善呈现为存有的连续性,而存有的连续性就是世界的显现与发生过程;但是,《易传》并非如《圣经》传统那样认为,从天道那里独立起来就是善的缺失,就是罪恶的根源。相反,《易传》以更为辩证的思维向我们表明,人只有通过与天道的独立、分化,才能维持、守护存有的连续性。天人之间的相继意味着,人是以自己的方式(人道)而不是以自然的方式(天道)来承接天道的。如果人以自然的方式来承接天道,那么,恰恰是在背离天道。天生我为人,我只有继承天道,自觉地成就人性,而不是依赖于天性,才不至于回到自然状态,才是对于天道的进一步推进与承继。但是,如果天生我为人,而我却停留在自然的状态、按照自然之道而存在,那么,我就是动物,就没有把自己的人性开发出来,因此,也是对于生我为人的天道的背离。所以,当我以自己的方式从天道出独立出来时,恰恰是保持天人以及存有的连续性的前提。这就是通过成性来继承天道,它包含着的乃是“天生人成”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