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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8世纪末，19世纪初，制度化处于消解(10)

2013-05-21 01:16

[18]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序》，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卷，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9] 更详细的分析可参看汤志均：《经学与近代政治》，1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20]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载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12-13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21] 梁启超在在《论支那宗教改革》一文中，用另一种方式介绍了康有为重构孔教的基本思路：“孔门为之教，有特别普通之二者：特别者，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普通者，所谓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普通之教，曰《诗》、《书》、《礼》、《乐》，凡门弟子皆学之也。《论语》谓之‘雅言’。雅者，通常之称也。特别之教，曰《易》、《春秋》，非高才不能受焉。得《春秋》之传者为孟子，得《易》之传者为。普通之教，谓之小康；特别之教，谓之大同。然天下中才多而高才少，故传小康者多而传大同者少。大同、小康，如佛教之大乘、小乘，因说法有权实之分，故立义往往相反。耽乐小乘者，闻大乘义而却走，且往往执其偏见而以相攻难，疑大乘之非佛说。故佛说《华严经》时，五百声闻，无一闻者。孔教亦然，大同之教，非小康弟子之所得闻。既不闻矣，则因而攻难之。故荀卿者，凡学始于诵《诗》，终于读《礼》，不知有《春秋》焉。孟子全书，未尝言《易》，殆不知有《易》焉。盖根器各不同，而所授亦异，无可如何也。而秦汉以至今日，儒者所传，只有小康一派，无怪乎孔子之真面目不可得见也。……

由是观之，则大同教派之大师，庄子、孟子也；小康教派之大师，荀子也。而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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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出于荀子，故二千年皆行小康之学，而大同之统殆绝之所由也。……，二千年来，只能谓荀学世界，不能谓之孔学世界也。抑小康之教在《诗》、《书》、《礼》、《乐》，而大同之教在《易》与《春秋》。《诗》、《书》、《礼》、《乐》，纂述之书，实则因沿旧教耳，非孔子之意也。孔子之意，则全在《易》与《春秋》。《易》为出世间书，故今不具论之。若《春秋》为第一大事，经世之大法，立教之微言，皆在焉。……故今日当知《春秋》一书，为孔子教派之中坚，乃可以言宗教革命矣。”（见吴松等：《饮冰室文集点校》，1334-1336页，昆明，云南出版社，2001年）

[22]其实康有为并非不知道，把《春秋》和现代西方的制度比附在一起的牵强之处，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甚至在给光绪帝的奏文中直接地道出了他之所以托古之原因：“诚以守旧者不欲变法，实为便其私途，而往往陈义甚高，动引孔孟程朱，以箝。……臣故博征往籍，发明孔子变法大义，使守旧者无所借口，庶于变法自强，能正其本，区区之意，窃在于是。”康有为：《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请速筹全局折》，《杰士上书汇录》，故宫藏本

[23] 黄克武认为在近代思想史的脉络中观察孔教思想,有三个结论,一是经世思想潮流中的一部分;而是就设计了一套制度和仪式规范来取代传统“内圣外王”式地解决问题的方式；三是人性恶取代了传统的人性善论。可参看黄克武《民国初年孔教问题之争论（1912-1917）》，载《国立师范大学学报》，第十二期。

[24] 朱维铮：《万国公报文选》25页，导言。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25]花之安：《教化议》序，载朱维铮编：《万国公报文选》。2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26] 村田雄二郎：《康有为与孔子纪年》，载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510页。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7]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年9月3日、13日《清议报》，载《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三集，1624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28] 梁启超：《新史学》，载《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三集，1639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29] 朱一新：《朱侍御答康有为第三书》，载苏舆编：《翼教丛编》，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30] 同上书，8页。

[31] 朱一新说：“今托于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实，无论改制出于纬书，未尽可信，即圣人果有是言，亦欲质文递嬗，复三代圣王之旧制，而岂用夷变夏之谓哉？”（朱一新：《朱侍御答康有为第四书》，载苏舆编：《翼教丛编》，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32] 朱一新：《朱侍御答康有为第四书》，载苏舆编：《翼教丛编》，1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33] 安晓峰：《安晓峰请毁<新学伪经考>片》，载苏舆编：《翼教丛编》，2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34] 见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358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

[35]; 曾廉：应诏上封事（光绪二十四年六月），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492页。神州国光社，1953

[36] 汪晖：《帝国的自我转化与儒学的普遍主义——论康有为》，载赵汀阳《论证》（3），26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37] 苏舆《翼教丛编》序，《翼教丛编》，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38] 叶德辉：《叶吏部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翼教丛编》，16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39]叶德辉：《叶吏部与南学会皮鹿门孝廉书》，《翼教丛编》，16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40]叶德辉：《叶吏部与南学会皮鹿门孝廉书》，《翼教丛编》，16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41]叶德辉：《叶吏部与南学会皮鹿门孝廉书》，《翼教丛编》，16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42]杨庆堃说“中国宗教缺少独立的中央组织的僧侣集团与有组织的会众，使他无法在社会组织的一般架构上占任何重要的地位。这样遂让思想在传统中国的社会与秩序上扮演一个中心角色。同样地，宗教组织上的薄弱，使它在中国社会制度的运作上只能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配角。如果中国宗教会发展出强固的组织，则儒家恐惧宗教与之竞争将远甚于现在。这是在中国儒家与宗教长期以来合作的特性。” 杨庆堃：《儒家思想与中国宗教之间的功能关系》，载杨联升等著：《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339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

[43]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58，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44] 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载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45]载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2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