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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孔教者，世界主义，非国别主义。
四、孔教者，平等主义，非督制主义。
五、孔教者，强立主义，非巽懦主义。
六、孔教者，重魂主义，非爱身主义。
其从事于孔教复原也，不可不先排斥俗学而明辨之，以拨云雾而见青天，于是其料简之次第，凡分三个阶段：
第一、 排斥宋学，以其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也。
第二、 排斥歆学（刘歆之学），以其作伪，诬孔子误后世也。
第三、 排斥荀学（荀卿之学），以其仅传孔子小康之统，不传孔子大同之统也。”[20]
这种描述未必是带有梁启超色彩的,比方说开篇就说中国是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而康有为强调儒家是宗教，只是人们“习焉而不察”。但梁启超揭示康有为之改造孔教的目的是十分正确的，就是为了“救中国”而复原孔教。这种复原是“今文经学”意义上的复原，也就是说根据时代的需要而重建。因此便产生了“六大主义”，也因此他特别主张从《春秋》出发，[21]以为其托古改制的思想提供依据。
康有为之“托古改制”理论，完全是为了他的变革主张提供理论支持。[22]但康有为之深谋远虑之处在于，他深刻地关注到制度变革的同时所必然带来的儒家思想的安顿问题。所以一方面他强调必须废除科举，推行西政西学，但同时又在新的制度设计中为儒家寻找新的生长点。
但在纷乱的时局中，康有为没有机会将建立教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付之实施。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康梁开始流亡海外，这使康有为有更多的机会考察海外的宗教的状况，而海外的生活同样强化了他对于认同的思考，并转化为对于孔教会的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推进。
而将孔子由一个至圣先师转化为“教主”，则拓展了孔子超越性，从而为孔教之干涉现实生活提供空间，比如说“孔子纪年”就是从孔教运动中生发出的极具冲击性的议题。;
二：“孔子纪年”和儒家教会化;
孔教主张虽然以“保护”儒家的合法性为目标，但其内涵有许多对儒家原则颠覆性的因素。[23]比如模仿西方的纪年方式完全与中国的“正统”观和“时间”观相冲突。
我们知道，由林乐知等传教士所创办的广学会和《万国公报》都对晚清的知识界和政治精英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不夸张地说，甲午后到戊戌前《万国公报》已成为当时趋新人士的必读刊物。而当时的广学会负责人“李提摩太惊奇地发现，康有为事先找他商酌的新政奏摺，‘举凡余从前之所有建议，几尽归纳结晶，若特异之小指南针也’”。[24]当然《万国公报》在为改革提供政策设计的参考的同时，也为康有为的政治变革与建立孔教双管齐下的变法方案提供思路。例如传教士花之安指出：“今泰西诸国，蒸蒸日上，全在教化。是求有善道以节民性，有善学，以治民生”。[25]而这种立论方式几乎成为康有为提倡孔教的基本前提。康有为提出的宣讲经义的活动，也参照西方教规为七日一次。并提出了具体的将政治和宗教分离和模范西方的宗教仪式等制度性设计。不过真正实施而且最具有爆炸性的则是模仿基督教的纪年方式，采用“孔子纪年”。
“孔子纪年”的设想初步形成于1891年前后，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期间，而康有为首次使用孔子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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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在1895年创立的上海强学会杂志《强学报》上。强学会曾受到张之洞的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但在《强学报》第一期上，就有“卒后两千三百七十三年/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文字，并刊发无署名的《孔子纪年说》一文。这“在中国上，使用孔子纪年尚属首次。”[26]在中国的传统中，一般只有改朝换代的时候才会“易服色，改正朔”，而年号则是以在任皇帝的在位作为年号，所以当强学会的会刊刊载“孔子卒后两千三百七十年”的文字的时候，社会反应极为强烈，成分复杂的强学会的会员也都觉得问题严重，因为这种“改正朔”的举动，是对清朝统治合法性的直接挑战，因此要求将康有为除名，以免祸及自己。而为创办强学会曾经出钱出力的张之洞更是直接发电指出“孔子卒后一条”是未经商议擅自发布，因而命令查封强学会，《强学报》也随之停刊。
虽然纪年问题是孔教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久就成为改良派和革命派用以改革和颠覆清政府的重要思想武器。各种纪年方式纷纷出现，有主张黄帝纪年的（如刘师培），也有主张西周共和元年为纪年之开始（章太炎）等等，不一而足。
不过梁启超则依然是从孔教的理路对“孔子纪年”作了详细的说明，他在有划时代意义的两篇文章《中国史序论》和《新史学》中分别论述了他的理由。
“吾中国向以帝王称号为纪，一帝王死，辄易其符号，此为最野蛮之法，秦汉之前各国各以其君主分纪之，尤为野蛮之野蛮。于考史最为不便。今试于数千年君主之年号，任举其一以质诸学者，虽最淹博者亦不能具对也。故此法必当废弃，似不待辨。惟废弃之后，当采用何者以代之，是今日著中国史一紧要问题也。甲说曰：当采世界通行之符号，仍以耶稣降生纪元。此虽廓然大公，且从于多数，而与泰西便利之法也。虽然耶稣纪元虽占地球面积之多数，然通行之之，亦尚不及全世界人数三分之一，吾冒然用之，未免近于徇众趋势，其不便一；耶稣虽为教主，吾人所当崇敬，而谓其教旨遂能涵盖全世界，恐不能得天下后世人之画诺，贸然用之，于公义亦无所取，其不便二；泰东史与耶稣教关系甚浅，用之种种不合，且以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欲强使改用耶稣纪年，终属空言耳，其不便三。有此三者，此论似可抛置。乙说曰：当用我国民之初祖黄帝为纪元，此唤起国民同胞之思想，增长团结力之一良法也。虽然自黄帝以后，中经夏、殷以迄春秋之初年，其史纪实在若茫若昧之中，无真确之年代可据，终不能据一书之私年，以武断立定之，是亦美犹有憾者也。其他近来学者，亦有倡以尧纪元，以夏禹纪元，以秦一统纪元者，然皆无大理公益之可援引，不必多辨。于无一完备之中，惟以孔子纪年之一法，为最合于中国，孔子为泰东教主，中国第一之人物，此全国之所公认也。而中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皆在于孔子以后，故援耶教、回教之例，以孔子为纪，似可为至当不易之公典。司马迁作《史记》，既频用之，但皆云孔子卒后若干年，是亦与耶稣教会初以耶稣死年为纪，不谋而合。今法其生不法其死，定以孔子生年为纪，此吾党之微意也。”[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