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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8世纪末,19世纪初,制度化处于消解(8)

2013-05-21 01:16
导读:在舆论上最具杀伤性的是谭嗣同。当康有为提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三世说”作为其变法和君主立宪的理论基础的时候,作为变法集团的重要成员

在舆论上最具杀伤性的是谭嗣同。当康有为提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三世说”作为其变法和君主立宪的理论基础的时候,作为变法集团的重要成员的谭嗣同则以“三世说”为依据开始直接攻击“君统”和名教纲常。他认为近代中国正由据乱世向升平世转变,根据圣人“因时立法”的原则,原先的理念和原则已经不适应变化社会的需要,应进行改革。

他指出:“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54],这一秉承了晚明启蒙意识的对于君主制度的怀疑还不是谭嗣通的终极目标,他所想的则是对于君主制度本身的变革。而在谭嗣同看来,变革首先要变思想。他指出,为什么君主专制能如此有效地实施其统治,其原因除了国家机器之外,还有一套思想体系,这就是“名教”。他说:“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嗟呼,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固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55]谭嗣同对于纲常伦理的批判点集中于“上以制其下”的等级制度上,进而提倡一种平等和自由的精神,所以他明确的说,他之创立“仁学”,其目的就是“冲决网罗”,“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之网罗,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击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56]

虽然谭嗣同将名教的产生的原因归结为荀子,并指出这是荀子这种做法是对儒家根本精神的歪曲,但是他矛头直指纲常等儒家核心制度和“冲决网罗”的破坏性思维方式都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初的反儒运动的特征。

20世纪初形象的迅速低落与日本在“脱亚入欧”的过程中,对于孔子和儒家的否定有关。[57]章太炎曾在《订孔》一文中引述日本人远藤隆吉的话说:“孔子出于支那,则支那之祸本也。”[58]章太炎也首开了直接攻击孔子的先例。章太炎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的欢迎会上说听到人家说他有神经病,反到格外的高兴。我觉得他的确也有一些神经质,因为他说他之所以激烈攻击孔子是因为受康有为之提倡孔教的刺激。

据冯自由的描述章太炎在1896年上《时务报》当记者的时候,就已经不同意其建立孔教会的主张。“岁丙申,夏曾佑、汪康年、梁启超发起《时务报》于上海,耳章名,特礼聘为记者,章梁订交即在此时。章尝叩梁以其师宗旨,梁以变法维新及创立孔教对,章谓变法维新为当世之急务,惟尊孔设教有煽动教祸之虞,不能轻于附和。” [59]

在章太炎的自编年谱中提到他因为反对孔教的主张和康有为的弟子们发生过冲突。“春时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或言康有为字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狂悖滋甚。余拟以向栩,其徒大愠。”[60]当时的思想家深受明末王宗羲和王夫之等人的观点的影响。章太炎指出康门弟子主要依《明夷待访录》,而他则标举王夫之的《黄书》。[61]但最终的结果是章回到杭州。“麟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仲华亦假馆沪上,每有议论,常与康学牴牾,惜其才气太弱,学识未富,失据败绩,时亦有之。卓如门人梁作霖者,至斥以陋儒,诋以狗曲,面斥之云狗狗。麟虽未遭謑询,亦不远于辕固之遇黄生。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而好之者乃如蛣蜣转丸,则不得不大声疾呼,直攻其狂。

尝谓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辈,咄此康瓠,皆未能为之奴隶。若钟伯敬李卓吾,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乃真似之。私议及此,属垣漏言,康党衔次骨矣。会谭复生来自江南,以卓如文比贾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称麦君,麦忮忌甚。三月十三日,康党麕至,攘臂大哄,梁卓霖欲往殴仲华,昌言于众曰:昔在粤中,有某孝廉诋康氏,于广座殴之,今复殴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学矣。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邪?遂与仲华先后归杭州,避蛊毒也。”[62]

不过章太炎之反对康有为,除了政治立场的差异之外,多少夹杂有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门户之争的意气成分,但他主张批评应在学术范围内,而不能借助权力罗织罪名,所以他反对《翼教丛编》那样对康的攻击。他在1899年写道“今康氏经说诸书,诚往往有误,…苟执是非以相争,亦奚不可,而必籍权奸之伪词以位秉,则和异逆阉之陷东林乎?”[63]

不过在康有为尽力将孔子构造成改制之教主的时候,章太炎在尽量将孔子“去魅”,将其描述成一个学家和家,一个不成功的政治家。在章太炎眼里,孔子是一个没有勇气善于钻营的人。“他(孔子)教弟子,总是依人作嫁,最上是帝师王佐的资格,总不敢觊觎帝位,及到最下一级,便是委吏乘田,也将求去做了。诸君看孔子生平,当时摄行相事的时候,只是依傍鲁君,到得七十二国周游数次,日暮途穷,回家养老,那时并且依傍季氏,他的志气,岂不日短一日么?所以孔教的最大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自汉武帝专尊孔教之后,这热中于富贵利禄的人,总是日多一日。我们今日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像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64]章太炎并不认为古代的东西可以尽弃不用,他提倡“国粹”[65]的意思是将古代的文献制度当做历史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不可冒犯的神圣之物。因此章太炎的转折实际上是一种去魅过程,他消除了人们在攻击孔子时的障碍,为新运动对儒家思想的彻底攻击提供了心理基础。

章太炎并非简单地否定宗教,他认为宗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习俗,所以可以借助宗教的力量,但不是让人去崇拜神力。1906年章太炎作《建立宗教论》一文,他说:“宗教之高下优劣,不容先论。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为其准的。”[66]而是要据此建立一种道德,“尝试论之,世间道德,率自宗教引生。彼宗教之卑者,其初虽有僧侣祭司,久则延续平民,而僧侣祭司亦自废绝。则道德普及之世,即宗教消熔之世也。”[67]章太炎也并非完全否认儒家之为一种宗教,“中国儒术,经董仲舒而成教。至今阳尊阴卑等说,犹为中国通行之俗。”[68]而在当时这个特殊的时期,孔教和道教的观念都不足以发明国民之信心,而只有借助佛教,而佛教中,人们所熟悉的六道轮回、地狱变相等教义也不行,“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静,则不能去德色心。”[69]他认为这几条,就是一般的佛教徒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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