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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康有为的“伪经”对民国时期的疑古所造成的影响而言，叶德辉的担心恰好成为事实，因为以康之将“伪经”说作为运动的理论基础，所以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范围。同时在纯粹宗教在世界每况愈下的大背景下，将儒学神秘化，只会对儒家的价值产生负面影响。关键是任何宗教均是习俗和社会的反映。康有为忽视了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与宗教之间的特殊关系，[42]从而也难以在在广大的人群中产生吸引力。
的确，中国人性趋向实用，所以儒家不愿言神秘性而强调日常性。所以在传统之中，以家族伦理为主的制度最为发达，而玄远的性理之学要等到佛教之输入才有所补救。然而即使佛教盛行，所盛行者主要是较为粗浅的大乘，佛教正宗的小乘则不传。此一背景，足见纯粹宗教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弱势，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宗教宽容度甚高，任各教并行，不加束缚，盖无关轻重姑也。康有为想在这样的宗教意识的背景下，将孔教建成强势宗教，以与耶教相抗衡，力图为儒家找到新的制度性依托，当然是难成气候。
梁启超在孔教运动中的前后矛盾正好是孔教运动内在矛盾的具体体现。;
四：梁启超和孔教运动;
儒学一直主张以其价值的普适性来吸引“化外之民”，而不是主动的。但在康有为的宗教家的气质和晚清浓厚的佛学气氛之下,梁启超说他与其他万木草堂的学生都有浓厚的传教兴趣和责任感。梁在一则回忆中说他在万木草堂读书的时候，有模仿别教行传教之事的计划，还因为觉得自己的所学不足以解决自己思想上的一些问题，曾经想进山修炼一段时间，以便出来之后传教。“视一切事，无所谓成，无所谓败，此事弟子亦知之，然同学人才太少，未能广布长舌也。如此则于成败之间，不能无芥蒂焉矣。尚有一法于此，我辈以教为主，国之存亡于教无与，或一切不问，专以讲学授徒为事，俟吾党俱有成就之后，乃始出而传教，是亦一道也。弟子自思所学未足，大有入山数年之志，但一切已办之事，又未能抛撇耳。近学算读史，又读内典（读《小乘经》得旧教颇多，又读律论），所见似畴昔有进，归依佛法，甚至窃见吾教太平大同之学，皆婆罗旧教所有佛吐弃不屑道者，觉平生所学失凭依，奈何？属劝长者勿行，某亦以为然。然某于西行之说，颇主张者，某意以为长者当与世相绝。但率数弟子以著书为事，此外复有数人在外间说世间法，此乃第一要事。”最初的模仿对象有明显的佛教痕迹，而且对“救国”和“救世”之间作了分疏：“某昔在馆亦曾发此论，谓吾党志士皆须入山数年，方可出世。而君勉诸人大笑之。……不知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焉”[43]这显然是受到康有为早年所主张的“平等共同”的“人类公理”的影响。
梁启超与孔教运动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在万木草堂时期及保教运动之前，梁还是比较积极地支持康有为的孔教思路，即以孔教的方式来实现“保国”、“保种”的目标，并凭借其明快的文采和很强的组织能力，使康有为的孔教思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可能是受到了严复和黄遵宪等人的影响，梁启超开始怀疑建立孔教与政治改良之间的一致性，也怀疑将儒家教会化对社会道德建设所能产生的影响。如1897年他在给严复的信中描述了自己从严复的立场中所感受到“保教”活动所存在的内在矛盾，进而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来书又谓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又曰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矣。读至此，则据案狂叫语人曰：不意数千年闷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不服先生之能言，而服先生之敢言之也。”[44]
从1902年之后，梁启超在孔教问题上完全和康有为分道扬镳，“启超自三十（1902年）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他的这种改变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他反对西学中源或者什么事都采用“我注六经”的办法。“此诸论者，虽专为一问而发，然启超对于我国旧思想之总批判及其所认为今后新思想发展应遵之涂径，皆略见焉。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本原于此等精神。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自谓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诸子何为皆托古，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屡与其师傅不合，康梁学派遂分。”[45]
从1902年他还写了著名的长文《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首先强调该文的观点与自己以前的观点相反，所以要进行自我批判。对自己的立场做了系统的分析。“至倡保教之议者，其所蔽有数端：一曰不知孔子之真相，二曰不知宗教之界说，三曰不知今后宗教势力之迁移，四曰不知列国政治与宗教之关系。今试一一条论之。”
他认为孔子是家、家、政治家，而不是宗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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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保孔教则成其无目标的运动。“者家、经世家、家，而非宗教家也。西人常以孔子与梭格拉底并称，而不以之与释迦、耶稣、摩诃末并称，诚得其真也。夫不为宗教家，何损于孔子！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盖孔子立教之根柢，全与西方教主不同。吾非必欲抑群教以扬孔子，但孔教虽能有他教之势力，而亦不至有他教之流弊也。然则以吾中国人物论之，若张道陵（即今所谓张天师之初祖也。）可谓之宗教家，若袁了凡（专提倡《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者。）可谓之宗教家，（宗教有大小，有善恶。埃及之拜物教，波斯之拜火教，可谓之宗教，则张、袁不可不谓之宗教。）而孔子则不可谓之宗教家。宗教之性质，如是如是。
持保教论者，辄欲设教会，立教堂，定礼拜之仪式，著信仰之规条，事事摹仿佛、耶，惟恐不肖。此靡论其不能成也，即使能之，而诬孔子不已甚耶！孔子未尝如耶稣之自号化身帝子，孔子未尝如佛之自称统属天龙，孔子未尝使人于吾言之外皆不可信，于吾教之外皆不可从。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强孔子以学佛、耶，以是云保，则所保者必非孔教矣。无他，误解宗教之界说，而艳羡人以忘我本来也。”[46]
梁启超运用当时流行的进化论观点认为宗教是一种趋于衰落的，因此效仿西方宗教模式来建立孔教，是一种东施效顰的行为。况且，宗教之传入，均会像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样，被容纳进中国文化中。而近代教案的产生，完全是基于侵略，不是建立孔教会所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