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8世纪末，19世纪初，制度化处于消解(9)

但总体来说，章氏还是秉承进化主义的观点，将宗教看作是古代人愚昧无知的信仰，他在〈驳建立孔教议〉中开篇就说：“近世有倡孔教会者，余窃谓其怪妄。宗教至鄙，有太古愚民行之，而后终已不废者，徒以拂俗难行，非故葆爱严重也。”[70]他说中国本无宗教，孔子也是主张道德教化而不是宗教，不能“见耶苏、路德之法，渐入域中，乃欲建树孔教以相抗衡。”孔子只是一个教育家，将他拜为教主，就好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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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无论是将看成宗教还是一种世俗化的思想体系，在近代中国都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在救国的主题下的不同的思考路径，这是理解康章之间的争论的关键。“其实，有关‘儒家是否为一宗教’的论争，不过是代表儒家圣化或世俗化的两种倾向；一种要将孔孟神格化，将儒家建构为一个宗教系统，以便于更有效地维系与；另一种取向则要将孔孟视为一理性的、的社会改革者。而这两种取向共同的终极关怀，既非儒家，亦非宗教，而是国家。”[72]

章太炎是清末明初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所以他的观点会影响到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知识者。比方说，北京大学可以说是民国初年中术思想的风向标，“当时的北大，……在学术路线上，我想是受着太炎学派的影响，好好精读《章氏丛书》，尤其是《检论》一类的文章后，就使部受西洋学术的影响，必能跳出‘经生’的圈子。”[73]后来新运动的许多代表人物，都直接受到过章太炎的影响，鲁迅、钱玄同等是其中的代表。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的传记中说：“今文大师（康有为）先生，要把孔教当作宗教，要把孔子当作教主来崇拜，说一切真的经书都是孔子创作的；古文大师章太炎先生直把孔子当作‘史学家’看待，顶多再带了些‘家’的臭味，孔子的最大成绩是在整理了许多故书旧史（经）……钱先生在这一点上，受他老师的影响最深，所以到了民七，就一拳打翻‘孔家店’（这不是说孔子要不得，乃是说二千年来籍着孔子的招牌来开店作买卖的就非打翻不可）。”[74]

后来成为疑古运动代表人物的顾颉刚也受到章太炎立场的影响。民国二年（1913年）章太炎在北京化石桥的共和党本部开国学会讲学，当时正值袁世凯尊孔，所以章便在墙上贴了这样一则告示：“余主讲国学会，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本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复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熏莸杂糅之病。; 章炳麟白。”

据当时参加这个讲学的顾颉刚回忆：“他了：先说宗教和学问的地位的冲突，又说现在提倡孔教的人是别有用心的。又举了王闿运、廖平、康有为等今文家发的种种怪诞不经之说。他们如何解‘耶稣’为父亲复生，如何解‘墨者巨子’即十字架，如何解‘君子之道斯为美’为俄罗斯一变至美利坚；他们的思想如何起源于董仲舒，如何想通经致用，又如何妄造了孔子的奇迹，硬捧他做教主。”显然章的讲演的效果还是很好的，因为顾颉刚“听了这些话真气极了，想不到今文家竟是这样的妄人！”所以“愿意随从太炎先生之风”[75]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最终导致了是孔教运动的失败，那么章太炎可以算作是是重要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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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启超：《康南海先生传》，载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15-16页，中国广播出版社，1997年。

[2] 可参看康晓光：《文化主义论纲》，载《战略与》，2003年第2期。

[3] 黄进兴说：“康氏虽然反对耶教，另方面却以耶教为孔教更革的蓝图，其运思模式并不脱‘思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窠臼”。载黄进兴：《圣贤与圣徒》，51-52页。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2001年。

[4] 陈宝箴：《奏釐正学术造就人才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载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358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

[5]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载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15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6] 黄明同、吴熙钊：《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38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

[7] 陆宝千：《民国初年康有为之孔教运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八辑，台北，1983年6月。

[8] 康有为：《答朱蓉生书》，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815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

[9]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载谢遐龄编选《变法以致太平：康有为文选》，28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

[10]黄明同、吴熙钊：《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290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

[11]黄明同、吴熙钊：《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291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

[12] 黄明同、吴熙钊：《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292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

[13] 廖中翼：《康有为第二次来桂讲学概况》，见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267-269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当时的活动主要是模仿基督教。“光绪二十三年（1893年）学会林立，桂林的圣学会，每逢庚子拜经，‘每七日行一礼拜’，长沙的南学会，讲堂设孔子位，‘开讲之日，官绅一体行礼。’徐勤主持的日本横滨大通学校，以‘尊教’为办学宗旨之一，‘立孔子像，复七日来复之仪，作尊圣之歌，行拜谒之礼，使朝夕讽诵，咸与教泽。’”见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112页，上海书店，1998。

[14] 《国闻报》，第185号

[15]民族主义的含义很丰富，本文采用伯林对民族主义的说法：“我所谓民族主义，是指更为明确、在意识形态上更重要也更危险的东西，即这样一种信念：首先，人们属于某个特殊的人群，这个群体的生活方式不同于其他群体；组成群体的个人特征是由该群体的特征所塑造的，离开群体便无从理解，因此对它的定义要根据共同的疆域、风俗、、记忆、信念、、及宗教的表达、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等，有人还加上了遗传、血缘关系、人种特征；正是这些因素塑造了人类，塑造了他们的目的和他们的价值。” 冯克利译，伯林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40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

[16] 可参看黄克武：《民国初年孔教问题之争论（1912-1917）》载《国立师范大学学报》，第十二期。

[1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