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的认同意识及其在诗学上的表现学毕业(2)
2014-08-01 02:11
导读：第二，在人格修养的工夫上，孔子注重诗书礼乐与文行忠信的，强调由外而内的过程，也就是所谓“切问而近思”与“下学而上达”；孟子则强调存心养性
第二，在人格修养的工夫上，孔子注重诗书礼乐与文行忠信的，强调由外而内的过程，也就是所谓“切问而近思”与“下学而上达”；孟子则强调存心养性的自我修习、自我提升的过程，亦即“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如果说“礼”在孔子那里还是最主要的行为准则，那么到了孟子价值观念系统中“礼”已经不再处于核心的位置了。相反，倒是在孔子那里“不可得而闻”的“心”与“性”成了孟子学说中的核心范畴。在先秦诸子中孟子是最关注心灵的自我锤炼、自我提升的思想家了。
在孟子看来，“心”不仅是能思之主体，而且是最终的决断者：一个人究竟能够成为怎样的人完全取决于“心”的自由选择。他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ii]用学术话语来表述，孟子的逻辑是这样的：人具有得之于天的先验道德理性，它构成心灵的潜意识。一个人如果自觉地发掘培育这种道德潜意识，他就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反之，如果他一味为感官的欲望所牵引，其先验的道德理性就会被遮蔽，他就会沦为低级趣味的人。
但是道德理性不会自己培育自己，它同样是被选择的对象。这就需要有一个选择的主体做出最终的决定，这就是“心”。“心”依据什么来做出最终的选择呢？这是孟子未能解决，也是后世历代儒家始终未能真正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自己的解释。联系思孟学派以及宋儒的观点，儒家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是：有一种特殊的人能够自觉到先验的道德理性[1]并予以培育，这样的人就是圣人。
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iii]《中庸》也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又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iv]这就是说，圣人不用选择就可以按照先验道德理性行事，常人则需要做出选择然后努力去做方可。也就是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那么常人为什么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而避免物欲的遮蔽呢？当然是靠榜样的力量，也就是向圣人学习。这就是宋儒津津乐道的“作圣之功”。而圣人的意义也就在于主动地启发常人向着这个方向努力，这也就是“以先觉觉后觉，以先知觉后知”。这样一来，由于设定了“圣人”这样一种特殊的人，儒家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如果说在孔子的话语系统中圣人是那种“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伟大君主，那么，到了思孟学派这里圣人实际上就成了一个逻辑起点，即推动整个存心养性、完成人格过程的“第一推动者”。所以，从社会文化语境的角度来看，圣人实际上就是最高的“立法者”，也就是儒家士人思想家自我神圣化的产物，本质上就是他们自己。所以，如果说“道”是士人阶层价值体系的最高体现，那么，“圣人”就是他们人格理想的最高体现，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士人阶层干预社会、实施权力运作的有效方式。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性”是孔子不大关注而孟子极为重视的另一个重要范畴。在孔子那里只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意指人们的本性本来差不多，只是后来的修习将人区分开来了。观孔子之意，似乎以为人的本性本来无所谓善恶，一切都是后天或自我选择的产物。孔子这样说显然是为了突出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然而到了孟子，就大讲其“性善”之论了。孟子的逻辑是这样的：人的本性原是纯善无恶的，只是由于物欲的遮蔽与牵引人们才误入歧途，滋生出恶的品行。善的本性植根于人“心”，即思考、辨别、反省的先验能力，这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能够导致恶的物欲则基于人的诸种感官，即人的肉体存在。孟子的意思是要通过强化前者来抑制后者，从而完成人的人格，最后落实为社会纷争的彻底解决。后来宋儒提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元论，在根本上是完全符合孟子的逻辑的。说到这里，很容易令我们想起被人们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德裔美籍学者埃里希·弗洛姆关于人的潜能与善恶关系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