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的认同意识及其在诗学上的表现学毕业(5)
2014-08-01 02:11
导读：从以上分析可知，孟子的话语建构是在努力寻求人之所以为人以及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仁义之人的最终依据，也就是价值本原。这无疑是对孔子学说的深化。
从以上分析可知，孟子的话语建构是在努力寻求人之所以为人以及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仁义之人的最终依据，也就是价值本原。这无疑是对孔子学说的深化。孔子主要还是着眼于整理人世间的伦理规范，还没有来得及对这种主要参照于周礼的伦理规范之合理性问题在学理上予以充分的关注。孔孟二人都是以立法者的姿态言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孔子的立法活动主要以先前的思想资料为合法性依据，而孟子则以人与天地万物的内在一致性为最终依据。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孟子和孔子之间的这种差异呢？在我看来，主要是由于文化空间的变化。我们知道，孔子的时代原来那种一体化的官方意识形态尽管已经是支离破碎，私学已经兴起，但是比较系统并且有较大影响、能够与儒学分庭抗礼的学说却还没有产生。[viii]在这样的文化空间之中所弥散的还是宗周礼乐文化的碎片。孔子作为第一个试图将这些碎片重新组合为一个整体的士人思想家，其言说方式就必然充分显示一个“立法者”的特点：单向度的、传教式的或自言自语式的。他最为关注的只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而不是别人的言说。
在孟子的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滕文公下》）实际上除了杨朱、墨翟之外，其他诸子之学也都形成气候，大家各执一说，互不相服。[ix]由于出现了众多的“立法者”，不同的“法”之间就必然会有冲突、抵牾以至彼此消解。在这种情况下孟子要为世间立法就成为极为困难的一件事了：除了说明应该如何之外还必须说明为什么，就是说除了有“条文”本身，还要有“法的”相辅助，否则你的言说就不会获得他人的认同。这样的文化空间就迫使孟子必须以论辩者的姿态来扫荡各种“异端邪说”，并且要建立自己话语系统的逻辑起点与最终价值依据。用孟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
孔子的言说面对的主要是“乱臣贼子”——那些为了一己之欲而破坏原有社会价值秩序的诸侯大夫们。到了孟子之时如果按照孔子的标准天下诸侯卿大夫没有哪个不是“乱臣贼子”了，因为他们早已不再遵奉宗周的礼乐制度了。所以孟子除了猛烈抨击那些为了满足贪欲而“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率野兽以食人”的诸侯君主之外，大量的力气都用在批判“异端邪说”和论证自己学说的合理性上了。这样一来，孟子的学说在学理上也就必然较之孔子更加细密、系统、深入。
三
看《孟子》一书，引诗论诗之处很多。其论诗引诗都是以自己所代表的士人阶层的自我认同意识为基础的。孟子论诗最有名的有二处，这里我们分别予以考察。《万章下》云：“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事也。是尚友也。”这就是著名的“知人论世”说的来源。过去论者多以的认识论角度来解释“知人论世”的含义，认为是为了真正理解一首诗，就必须了解作者的情况，而要了解作者的情况又必须了解其所生活的的情况——总之是理解为一种诗歌解释学的了。这种理解当然并不能算错，只是并没有揭示孟子此说的深层内涵。这里孟子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交友之道”。在此章的前面孟子先是回答了万章“如何交友”的，说“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然后又讲到贤明君主也以有德之士为师为友的诸多例子，最后才讲到有德之士之间亦应结交为友的道理。古代的有德之士虽已逝去，但是他们的品德并没有消失，所以今天的有德之士也要与古代的有德之士交友。与古人交友看上去是很奇怪的说法：古人已经死了，如何与之交友呢？这恰恰是孟子的过人之处——试图以平等的态度与古人交流对话：既不仰视古人，对之亦步亦趋，也不鄙视古人，对之妄加褒贬。“尚友”的根本之处在于将古人看成是与自己平等的精神主体。与古人交流对话的目的当然是向古人，以使自己的品德更加高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