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启蒙与自我的解放——“性博士”张竞生与五(5)
2014-09-13 03:35
导读：作家表现的，是个人追求解放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和挫折，而这些困境都指向社会改造的必要与必然。试想个人“小我”的解放，如果没有一个包容开放的社
作家表现的，是个人追求解放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和挫折，而这些困境都指向社会改造的必要与必然。试想个人“小我”的解放，如果没有一个包容开放的社会，怎么可能达成呢！无怪乎张竞生的性解放的乌托邦蓝图会在五四一代产生，也难怪当年他在性启蒙上的势力造成那么大的回响。而私小说（theI-Novel）、色欲小说（the erotic fiction）和新感觉派小说等，之所以会在二、三○年代大放异彩，显然和当时社会上普遍的性解放需求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一类的小说大多反映出当时流行的性话语模式，［（３３）］有的以象征式（例如《她是个弱女子》）、［（３４）］超现实式（例如新感觉派作品）、［（３５）］甚至教条式（例如张资平作品）的叙事方法，表达出作家对性压抑的不满。而这类曾风靡一时的作品长期被埋没，和张竞生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消失，［（３６）］恐怕都是政治干预、道德标准转换，或文艺路线变迁所使然吧？
事实上就五四整体文化层面而言，不只是这些被埋没的作家应该挖掘出来，一般公认的五四“写实大师”如沈从文、［（３７）］巴金［（３８）］等，也值得我们重新评价。沈从文一九二八年到二九年发表的苗族故事系列，包括《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及《神巫之爱》等，特意把苗族社会塑造成一个人间乐园。苗人以打猎耕作为生、以物易物、礼敬神明、崇尚自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青年男女间打破婚姻束缚的性关系；只要两情相悦，即可相约到山洞中尽情欢爱。至于“官方”则代表外来的恶势力，企图毁灭这个世外桃源。这样的作品，表现出对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的憧憬，似是五四“写实主流”之外的“异数”，因此这些作品一直未获正视。［（３９）］再看沈氏的《八骏图》，描写一群大学教授虽然满脑子自由恋爱的思想，却没有勇气摆脱传统的束缚；他们觊觎姿色撩人的新女性，给到处泛滥的性爱象征弄得魂不守舍。对沈从文而言，这种集体意淫的怪现象，是传统的包袱和天性起冲突的结果。［（４０）］在《看虹摘星录后记》中，他指出性压抑是违反人性的，甚至会导致社会道德败坏、政治腐败。［（４１）］沈氏这样的推断，似乎有危言耸听之嫌；但如果从本文一开始就提出的角度来看，他的推论方式，不正流露出五四一代将“性事”和“国事”等量齐观的心态？换句话说，沈氏的结论是：“小我”（个人）在性道德上未达到完全的解放之前，“大我”（国家）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解放的。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由于沈从文许多作品宣扬性自由思想，在中国大陆一直被认为是色情作品。凌宇就曾经指出：“有时，沈从文对这些青年男女的爱情描写，如在《雨后》、《阿黑小史》里，几乎到了恣肆无忌惮的地步，这在当时就受到过责难，至今也还有人将他们看成渲染色情的黄色作品。”［（４２）］沈氏许多作品从传统的道德标准来说，的确都是有问题的。例如《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写的是恋尸狂（necrophilia），《虎雏》写的是大学教授的同性恋倾向。这一类作品为何会在当时流行；而今天，我们是否应该注意到这类作品在当时文化脉络中的含意？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指出：“不能说某一社会背景必然产生某种相应的小说叙事模式；可是某种小说叙事模式在此时此地的诞生，必然有其相适应的心理背景和文化背景…在具体研究中，不主张以社会变迁来印证文学变迁，而是从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探求文化背景的某种折射，或者说探求小说叙事模式中某些变化著的‘意识形态要素’。”［（４３）］我赞成这种看法，而本文的用意也就是借某一种文学形式的“存在”，探讨它反映了什么样的“心理背景和文化背景”，进而了解它之所以会在当时产生的意义。
或许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结论：就整体而言，毫无疑问的，救亡图存是五四作家创作的动机；文学研究会的“问题小说”以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为重点，而相对的，创造社作家如郁达夫等的“色欲小说”则强调由个人意识的解放（例如性解放）达到国族的解放。两派作家由于意识形态上的抗争，形成文艺理论上对立的局面，而最重要的是，在文艺实践上各自创造了不同的文体风格。实际上这两种或偏重集体解放、或偏重个人解放的倾向，并不限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作家；而且两派作家也可能在不同的时期会选择不同的取向。只有详细的个案研究，才能帮助我们了解个别作家在创作历程中所展现的多样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