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文学毕业论文 > 文学论文 > 正文

性启蒙与自我的解放——“性博士”张竞生与五

2014-09-13 03:35 【正 文】

我同意王晓明的看法：五四一代对“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有特殊的诉求，而且不必在五四“知识分子身上去寻找西方式的个人主义”；［（１）］但是我却认为有必要花点力气，去探讨当时所谓“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的真正内涵。这种诉求在五四文化脉络中形成什么样的风气，在文学作品中又展现何种风貌呢？夏志清所谓的五四中国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学界和一般读者早已耳熟能详；但是五四一代固然以中国“大我”的解放为前提，对个人“小我”的解放如何诠释？文学作品又如何处理“大我”和“小我”之间的关系？
举例来说，二、三○年代以“自我”为题材的“私小说”（I-Novel）风行一时，丁玲、郁达夫都以此闻名，故事主角都是耽于色欲、追求性解放的男女青年。当年张资平专写“肉欲”小说，主题都是男女主角追求自由的性关系，不是三角、四角恋爱，就是乱伦、婚外情，几乎部部作品都是畅销书；［（２）］又如强调感官色欲描写的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以超现实主义和心理的手法创作，摆明了反“写实”、反“浪漫”的姿态，也引起文坛的广泛注意。［（３）］这些作品强调的是自我的解放，而且似乎把自我的解放和性解放看成是同一回事。我们甚至可以说，对这类作家而言，性解放成为个人解放的前提，而个人解放则是国家民族解放的首要条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就二、三○年代的文化脉络而言，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
其次我们要探讨的是，就文学的主张而言，这类强调性解放的作品，是否针对当时《新青年》所主导的批判文学路线，而蓄意创造一种反动的文类？如同王晓明所说，当年“文学会”主张的是“写实主义”，似乎企图“为文坛提供一个主导性的中心机构”（页１０９）；又说“创造社所以要打出他们自己并不十分信仰的为而艺术的旗帜，就是为了向文学研究会争夺理论的主导权”（页１１１）。张资平和郁达夫都是创造社的中坚分子，他们的小说描写对性解放的向往和对性压抑的不满，是否反映出创造社蓄意“争夺理论的主导权”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就更有必要探讨究竟这类色欲小说透露的文化内涵是什么？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进一步我们要问的是，五四的“正统文学”（Literary canon）是否由于某些文艺理论的主导，而有意无意地排除了这些探讨个人解放（也就是性解放）的作品？不然的话，如张资平和新感觉派作家等曾各领一时风骚的作家，为什么会在文学史上消失呢？凡此种种，毫无疑问地，牵涉到文学史编撰和重写的议题。而今天要为这类作家重新定位，我的建议是，应该从心态（I’histoire dementalite）的角度出发，先重建当年的文化脉络，然后探讨这类色欲小说反映出什么样的文化心态。
就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就不能不谈到当年轰动一时的“性博士”张竞生。按张氏于一九二三年在《晨报副刊》上引发了一场“爱情定则”论战，不旋踵间声名大噪。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当时另一场深远的辩论，也就是“与人生观”论战，也许能得到一点线索：为什么今天我们只记得“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而“爱情定则”论战却几乎被遗忘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按“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议题是：科学能否做为人生观的基础？以地质学家丁文江和家张君劢为双方的代表。［（４）］“爱情定则”论战则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竞生的“情人制”和“爱情定则”理论，引发出一系列的回响。这两场论战几乎同时在《晨报副刊》展开，“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由五月初转载张君劢的“人生观”开始，［（５）］到六月份共登二十一篇；“爱情定则”讨论起始于四月二十九号张竞生的《“爱情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到六月末共登三十六篇。张氏替悔婚另嫁的陈女士辩护，指出婚姻的基础是爱情，而爱情是“有条件的”、“可比较的”、“可变迁的”。而张氏的理论，事实上是以反婚姻制为基础的。［（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