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文体论研究范式的转换学毕业论文(7)
2014-10-31 01:42
导读：综合古代文体论的有关思想，古人一般把文体的生成分为三个基本层次：首先是所有文章的共同之“体”，这是所有文体的基本范型；其次是各类文章的共
综合古代文体论的有关思想，古人一般把文体的生成分为三个基本层次：首先是所有文章的共同之“体”，这是所有文体的基本范型；其次是各类文章的共同之“体”，这是各种文类文体的基本范型；最后是直观具体的个别文体。在文体的和创造过程中，文体的三个层面之间便构成了两层体用关系：一是所有文章共同之“体”与各类文体之间的体用关系，二是各类文体与个别文体之间的体用关系。人们很早就根据体用规律解释文章共同之“体”体与各种文类文体之间的关系。如曹丕《典论·论文》：“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里所说的“本”“末”关系实通于“体”“用”关系。汤用彤先生正是以“体用论”来诠解王弼著名的“举本统末”说（王弼《论语释疑》）。他认为，王弼“主体用一如，用者依真体而起，故体外无用；体者非于用后别为一物，故亦可言用外无体”。[xii]曹丕所谓文章之“本”是指所有文章的共同之“体”，而文章之“末”则是指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各类文章之体。“文本同而末异”，意为所有文章存在着一个共同之“体”，但是作为共同之“体”具体表现的文类文体却各有差异，各有特征。因此，“本同而末异”也可看作“体一而用殊”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文章的共同之“体”不可能独立存在，必须通过各种文类文体——如以“雅”为特征的奏议之体、以“理”为特征的书论之体等，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人们也只能通过各种具体的文类文体来体会和认识文章的本体。明人范应宾在《文章缘起注·题辞》中更明确谈到了文体发展过程中的文章共同之“体”与各种文类文体之间的体用关系：“由两汉而还，文之体未尝变，而渐以靡，诗则三百篇变而《骚》，骚变而乐府，而歌行而律而绝，日新月盛，互为用而各不相袭，此何以故，则安在斤斤沿体为，体者法也，所以非法体也，离法非法，合法亦非法，若离若合，政其妙处不传，而实未尝不传。《易》曰：拟议以成其变化。不有体，何以拟议？不知体之所从出，何以为体？而极之无所不变。”[xiii]所谓“文之体”即文章的共同之“体”，因此是“未尝变”的；但是文章共同之“体”的具体表现形式又是随时推移、不断变化的，每个都会产生某种主导性的文类文体，如诗体、骚体、乐府体、歌行体、律体等，此即所谓“互为用而各不相袭”。“不有体，何以拟议？”旨在说明“体”是“变化”的依据；“极之无所不变”意在强调只有通过“变化”，“体”才能得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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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文类文体又必须以具体的个别文体作为其现实存在，这样就形成了文类文体与个别文体之间的体用关系：一方面，文类文体是个别文体生成的根据；另一方面，个别文体是文类文体的具体表现，文类文体只能寓于个别文体之中。明人赵梦麟《文体明辨序》对此这样说：“说者有以文之为用也，纵发横决，游矫腾踔，方其骋思而极巧也，固驰驭无方而神运莫测，何以体为哉？虽然，《易》不云乎：‘拟议以成其变化。’[无]变化者用也，[xiv]所以为之拟议者体也。体植则用神，体之时义大矣哉，而胡可以弗辨也！”[xv]这里的“体”可以理解为对文章本体的泛指，但是根据其所序《文体明辨》一书旨在辨析各种文类文体的特征，应该主要是指文类文体。这里的“用”是指根据文类文体的规定性创造出各种个别文体。论者同样引《周易·系辞上》的“拟议以成其变化”说明其中道理。他一方面承认“文之为用”具有“纵发横决，游矫腾踔”，“驰驭无方而神运莫测”的特点，也即是承认具体文体的创造在表现形式和表现对象上是灵活多变的；但另一方面更强调“体”是“用”的根据，所谓“体植则用神”，意为只有确立了文类文体的规范，具体文体的创造才能出神入化。顾尔行《刻文体明辨序说》的观点与赵梦麟非常类似：“文有体，亦有用。体欲其辨，师心而匠意，则逸辔之御也。用欲其神，拘挛而执泥，则胶柱之瑟也。易曰：‘拟议以成其变化。’得其变化，将神而明之，会而通之，体不诡用，用不离体，作者之意在我，而先生是编为不孤矣。”[xvi]这段话以“体”“用”相对的方式将文体创造过程中的体用规律解说得更为透彻。“体欲其辨”意为需要辨明各种文类文体的基本特征，这些文类文体特征个别文体创造的准绳。“用欲其神”则是说在创造具体文体时，又不可拘泥陈规，胶柱鼓瑟，而应善于变化，出人意表。所谓“体不诡用，用不离体”，有体在用中、用在体中的意思，表明文类文体与个别文体是一种被表现与表现的关系。综观顾氏所论，“体欲其辨”与“用欲其神”突出的是文体创造中“体一用殊”的一面，而“体不诡用，用不离体”突出的则是文体创造中“体用不二”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