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粹政治和后现代犬儒(2)
2015-07-10 01:05
导读：自由思想型知识分子在思考民族主义时的出发点是人的普遍自由和尊严价值,这一也是政治自由主义的出发点。在中国，许多政治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民族
自由思想型知识分子在思考民族主义时的出发点是人的普遍自由和尊严价值,这一也是政治自由主义的出发点。在中国，许多政治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民族主义，而是积极寻求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契合点"。这一立场在秦晖那里得到了明确的表述。秦晖认为，民族主义以(民族)利益认同为基础，"民族主义者就必须首先为利益评价的主体。"这与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应为其自身利益评价的主体是一致的。因此,"合理的民族主义"应当以"公民权利的实现为前提。"任何以集体利益为借口来压制个人公民权利(包括批评民族主义的权利)的民族主义，都是应当受到民族全体成员一致的抵制。秦晖指出,"民族主义所要捍卫的民族利益只能是民族中每个成员个人利益的整合，因而民族利益的体现者只能通过自由公民意志的契约整合程序(即民主程序)产生。任何人不能超越这一程序而自称为民族利益体现者并要求别人为他所宣称的’民族利益’作出牺牲。换句话说,合理民族主义是以民主主义为前提的。"〔注6〕
与谋士和自由思想者相区别的是"代言人"型的知识分子。"代言人"指的是代普通民众(即"大众")而言。作为民众代言人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关心和提倡的既不是国家民族主义，也不是"自由民族主义",而是大众民族主义。我在这里要讨论的知识分子民粹政治和后现代犬儒主义就是这种大众民族主义的共生现象。大众民族主义政治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反自由主义，这在后面还要讨论。但它同时也是一种有别于国家中心论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它强调当前中国民族主义的民众基础及其作为体制外现成的公民领域和民主政治空间的价值。这种体制外的群众民主诉求形成了大众民族主义特有的民粹政治色彩。大众民族主义把民族自决权与人民主权直接挂钩，不仅回避当今中国现存非民主体制的问题，而且对民主需要民主体制这个基本的政治自由问题抱不屑一顾的犬儒主义态度。犬儒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历史的渊源关系，二者都崇尚"民间",都有反智主义倾向。大众犬儒主义本身就是下层群体在无助无奈境遇中形成的一种政治态度。作为一种个人对待社会的态度,犬儒主义往往从不相信现有的价值和体制转化为拒绝一切公众价值和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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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般犬儒主义以象征姿态为主的非理性表述不同，当前中国大众民族主义的犬儒主义以后现代相对论政治为其理性表述。这种后现代犬儒主义否定民主政治的任何客观体制标准。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它更是把宣导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等同为这种民主在中国已经实现。民粹政治和后现代犬儒主义的结合严重地削弱了民主改革在中国的迫切性，同时也成为当今中国在民主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的体制性犬儒主义的一部分，因此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新政治话语动态。
二、 民族民粹主义
大众民族主义强调民族主义动员民众参与的价值，强调民族意识以人民而非以国家为依归。这使得它和传承新权威主义，直接支持国家制度合法性的国家中心民族主义有所区别。这两种民族主义对当前的国情也有明显差异。国家中心民族主义强调革命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延续性，而大众民族主义则强调新兴的市场和大众文化已经使得原先的革命意识形态丧失了控制能力。正是由于大众民族主义认为先前国家意识形态已经失效，它才更强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变化，并声称这种变化表现在出现了由民众自由参与的"人民政治"空间。
大众民族主义理论有"新反帝"和"大众公民"两种不同取向。它们在一些具体观点上虽有所区别，但在凸现民族主义的民粹政治意义这一点上却是相当一致的。新反帝思潮强调民族主义是一种重要的人民经验，据此民众可以达到民族自我意识的觉悟。新反帝论者提出，九十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中国民众普遍认清西方。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甚至官方国家权力都对西方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的这种情况下，民间的民族主义意识成为一种难能可贵的对抗性政治力量，唯有它才能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即"中国的民族主义在
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基本立脚点就是：中国的命运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注7〕"中国人"这个概念为反帝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提供了一个陈述"民主"理念的结合点。"’民族主义者’所追求的是一个正义的、民主的",这个社会的具体特征是,"人人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能保卫自己"并"胸襟开阔"。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注8〕。在这里，"民主"不需要体制架构和与之相应的政治文化，只是一些"善良人民"的笼统愿望。这种体制外的民主理想形成了反帝民族主义新民粹政治的基本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