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粹政治和后现代犬儒(4)
2015-07-10 01:05
导读：民族民粹论者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民主政治要求，一面从道德论上谴责它屈从于西方话语的普遍性，一面又从发生论上鞑伐它与人民智慧相左的"精英主
民族民粹论者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民主政治要求，一面从道德论上谴责它屈从于西方话语的普遍性，一面又从发生论上鞑伐它与人民智慧相左的"精英主义"。它这种新型的后殖民反智主义，秉承了革命民粹主义早就在中国确立了合法地位的无产阶级大众反智主义。从二十世纪初，民粹主义在中国就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从民粹主义以"平民主义"和"庶民主义"普及"德谟克拉西"(民主)，到劳工劳农神圣，终于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民粹主义。
民族民粹论者敌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失去了在体制改革问题上原本可以合作的思想盟友。历来民粹主义在强势面前为"普通人"(老百性)出头，针对的是两种不平等的强势：财富和权势。九十年代的民粹主义也是在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正、政治权力严重腐败、老百姓无力相抗的情况下生发的。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公正和政治自由成为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最关心的问题。在政治上，自由主义主张民主宪政，要求以民主制度来监督制衡政府权力，反对以"人民国家"的名义限制任何个人的基本民权和人权。在上，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经济是必须的社会竞争机制之一，但并不认为光靠市场就能够保持社会的公正性。在社会结构上，自由主义主张公民权利平等。在文化上，自由主义主张公民自由独立思想。针对存在的种种社会不公正、不平等（自由主义的平等观与"一大二公"的平等观不同，它指的是"机会"而非"结果"的平等）弊病，自由主义强调政府的责任。由于政府行为的必要及其对维护社会公正的责任，自由主义认为政府自身需要改革，途径是民主化。改革社会的关键是政府改革，而政治改革的关键则在于制度改革。自由主义同时要求更多一些公民权利和更多一些政府责任，它所包含的民众关怀和平等意识是很明显的。〔注16〕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文化主张不难看出，民族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分歧其实并不在民众关怀或平等意识这两个问题上。真正的分歧在于如何评估当前的中国基本国情，而这里涉及的仍然是一个体制问题，即如何让民众关怀和平等意识在中国现有体制内获得实际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前面提到，民族民粹主义对当前中国国情的基本评估是，九十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已经终止了一党专治意识形态和威权政治体制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在此情况下,"与直接的政治空间相对"的"社会空间"形成了民主公民参与的基本条件。自由主义对国情的基本评估是，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并未影响先前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延续性，反倒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延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虽提升社会物质水平，但因权金勾结而造成的社会不公)和大众文化(统治意识形态控制虽不如前严密，但依然有效，大众的不满和反抗尚不能转化为公开的社会要求)。在民族民粹主义看来，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观已经为民众的民主参与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但在自由主义看来，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不仅不会自动导向民主政治，反而可能支持威权政治新经济、文化机制。
四、后犬儒主义
自由主义确实主张在形成现代民主体制和现代民主价值，但以这一现代化关怀为理由来指摘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官方压制人民"的共谋，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且不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何一次又一次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整肃的对象，单就现代性本身的多元分歧就不难看出这一指摘多么荒唐。现代专制和现代民主虽然都属"现代",但它们的理念、价值和实践却判然有别，对具体个人生存品质的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讨论现代性的要义本应在于"分辨现代的恐怖(极权主义)，现代的挑战(首先是相对主义)，现代的成就(如自由主义)和现代的梦想(尤其是民主)。"〔注17〕民族民粹主义在现代性，尤其是现代民主、自由上曲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不仅出在它不了解自由主义与威权体制的区别，或者不了解只要威权统治处于强势，自由主义便有活力的道理。问题更是出在它在重大是非问题上采取的后现代犬儒主义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