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粹政治和后现代犬儒(3)
2015-07-10 01:05
导读：和反帝民族主义一样,大众公民论的民族主义也同样诉诸于体制外民主，因而也同样形成了一种类似的民族民粹主义。和前者不同的是，它不认为中国的民
和反帝民族主义一样,大众公民论的民族主义也同样诉诸于体制外民主，因而也同样形成了一种类似的民族民粹主义。和前者不同的是，它不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自由主义和大众媒体这两个敌人。在它看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唯一敌人，而大众媒体则是孕育和培植独立大众文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大众公民民族主义和反帝民族主义的另一个不同在于，它从陈述"中国人"善良的民主愿望转向论述中国民族主义在国家内部对形成新公民社会意识的贡献。大众公民论者甚至将大众民族主义直接称作为"公民民族主义"〔注9〕。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导致了"正在萌芽的社会空间(与直接的政治空间相对)，它伴随着正在兴起的消费社会和更新的大众民族主义情绪。"这些社会空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关键体制外的新领域",在那里，普通民众可以独立地使用民族主义来塑造他们自己的"市民社会"，并出"平等、民主、个体主义和社群的新观念"。〔注10〕这种观念还认为，九十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大众文化"并不是随着国家的支持或知识分子参与而出现的。它基本上是在日常生活领域并通过大众文化的中介而形成的。"〔注11〕和反帝论一样，大众公民论强调的是公民参与的民粹性，而非其民主制度基础。和反帝反霸论不同的是，它在礼赞民众的同时，更强调大众动员公共空间，并把这一空间确定为大众文化。
从大众公民的观点来看，对大众民族主义及其大众文化的公共空间极具威胁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取向是"精英主义"和"普遍主义"(亦即"西方化"),即便他们涉及到民族主义，也是站在性的普遍话语所庇护的狭隘立场来讨论这个的。正是现代性话语使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成为国家压制人民的共谋："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领域，自由知识分子往往拒绝面对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他们所描述的现代化乃是国家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在整个后毛泽东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经和改革的官僚体制的意识形态结盟，并享有同样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特权。在西方和中国广泛被承认的一个情况是,……现存体制的压制性基本上来自其确保稳定的决定作用，稳定被认为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条件。这就剥去了其关心政治对抗的自由主义外衣，因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完全支持和参与了国家的规划。"〔注12〕由于自由知识分子和国家的共谋关系，他们对中国专制秩序的批判就不过是一个幌子。他们所主张的政治文化现代性(人的现代化和民主观念现代化)和官方主张的经济现代性("四个现代化")其实并无区别。自由知识分子其实不是国家的批评者，而是它的宠儿，"因为(他们的)普遍现代化的话语在技术官僚的国家，已经找到了自己热情的听众。"〔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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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制外和反自由主义
反自由主义的民族民粹主义谈民主，其特征不仅在于它诉求于"人民"，更在于它以"体制外"的名义来作此诉求。1989年以后，民主体制改革停滞低落，体制外民主这种没有出路的出路便显得特别诱人。在民主体制改革不断被拖延的情况下，民族民粹民主论者试图先将大众与民主直接挂钩，再将此二者等同为一，这原本是要绕过民主体制。但是他们所幻想的非体制或体制外民主并不是一条现实的出路。大众社会本身就是存在于特定社会政治体制之中的，而民粹理念的政治意义则更是与它所处的政治体制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墨索里尼的民粹理念将"无产阶级"修正为"无产人民",他的"反资产阶级"道德号召则以"健康"、"无私"、"全心奉献"的人民，来谴责自私享乐的资产阶级。他的民粹号召为法西斯政治服务，以"人民"和"无产阶级"为合法性来强调社会全体的同质整一。正是由于这种整一的人民性，限制人民群体内部的批评和异见才成为合理合法的极权政府行为。〔注14〕而在不同政治体制中的美国民粹传统则具有全然不同的政治意义。十九世纪美国"人民党"提出的社会改革章程和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民权运动及六十年代的反越战运动，它们之间所以能发挥正面的民主作用，是因为美国基本的民主制度允许少数普通人民对现有体制改革的发挥积极的作用。〔注15〕在民间组织和公开活动受到政治体制严格限制的，建立民间社会独立的民主对抗体制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使得民主式民粹运动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把这个梦想描绘为现实，事实上也就是在接受现有非民主体制的合理性，并自动放弃对体制改革的正当民主要求。在这一点上，政治自由主义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政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积极主张的民主体制建设，并不是要从西方套搬，而是基于本土现实调整和修整现有的制度，使它高度民主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本土策略。民主体制的一些基本因素或架构在中国都有，只是关系有待理顺，而针对现实弊端的纠正重点也有待突出。政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从自由与民主和宪政的关系来强调自由，承认自由和民主间的紧张关系，强调自由是为了防止重新出现文革式的多数人暴政的"大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