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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粹政治和后现代犬儒(5)

2015-07-10 01:05
犬儒主义(cynicism)的鼻祖是公元前五到四世纪的底约基尼斯(Diogenes)。他的一反当时浮夸繁褥的哲学风气，以明快的冷嘲热讽表现对现实社会的批评。为了摆脱尘世物质的羁绊，他生活在一个桶里，雅典人因此称它为"犬"。大白天，他在街上点着灯寻找诚实的人，他对答应园他一个心愿的马其顿的阿列山大皇帝说："请你不要挡我的太阳。"这种古代犬儒主义和后现代犬儒主义是两种判然有别的犬儒主义。斯洛特底克(Peter Sloterdijk)甚至以kynic来专指前者，而以cynic来专指后者。这两者间的重要区别在于，古代犬儒主义是一种反和姿态性批判，而后现代犬儒主义则是一种因过度理论化而失去了批判作用的自说自话。斯洛特底克称后现代犬儒主义为"经过启蒙的错误意识"。后现代犬儒主义受益于现代启蒙，但这种受益却仅仅表现为对启蒙和缘起于启蒙的普遍公众理性完全丧失信心，因此在不断的怀疑中失去了社会行动的能力。对于基本的公众政治观念(如民主和人权),犬儒主义的态度是，既然怎么解释都有问题，那么随便怎么解释也就根本没有区别。〔注18〕后现代犬儒主义以简单潦草的"不相信"来获取思想的合理性。它在不分辨现代性的不同形态和表现的情况下笼统否定现代性，便是一个例子。
犬儒主义貌似理性批判，其实与批判理性有根本的区别。古德法勃曾指出，犬儒主义的特征是，在分辨和明确选择标准缺席的情况下对问题作全盘否定。〔注19〕后现代犬儒主义的无原则否定是经过后现代理论(尤其是相对论和话语解构)精致包装的。然而，理论的精致并不能保证判断的正确。正如波维斯(Timothy Bewes)所说，后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经过"理论超重",因过度精致化而麻木的犬儒主义。〔注20〕理论的精致经常与阿伦特所说的那种"判断的困惑"联系在一起。在缺乏民主传统和民主共识的社会里，尤其容易出现随意解释民主的情况，也尤其容易出现在民主问题上的两种犬儒主义：一是利用民主传统和共识的脆弱，冒民主之名而行说一套做一套的政治机会主义，二是在理论的象牙塔里回避对真假民主的判断。阿伦特称后一种情况为"判断的困惑"："判断的困惑可以发生在那些有精致思想能力者身上，正如正确的判断可以由那些并不特别擅长于思想的人做出一样。"〔注21〕精致思想者的"判断的困惑",它所表现出来的犬儒主义，可以说在大众民族主义民主政治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学说是在抽取掉民众政治活动的基本社会组织条件的情况下，赞美所谓的中国大众式民主的。在它那里，个人消费欲念*!
蛊胀ㄈ嘶竦昧俗杂傻母鎏逡庵*,传媒文化成为民众集会的公共空间，文化消费代替了游行示威式的公众展示，而电视屏幕则自动把观众团结为公民社会的公众。在这个自由的公众空间中，购买一本"说不"类的畅销书就等于参与了一次自由的公民讨论，经历一场赛事的集体亢奋就等于参与了一次民众的共同表决。公民权利和义务界定不明的大众文化消费者，便是这样借助"公民原型民族主义"实现了"平等、民主、个体主义和社群的新观念"。〔注22〕
体制外民族主义的大众民主只是近来多种后现代犬儒主义论述中的一种。它看上去是在挑战西方式的民主，其实它对中国本身的民主化是有害无益。它的民主意念游戏，用波维斯的话来说，把政治相对论无限精致化(因而诡辩化)，直至"升华到一个高不可攀、与现实政治脱节的程度。"〔注23〕它成为一系列对中国极权和威权政治的正面解读的基础，例如，明明是"七、八年一次"的文革威胁，可以说成是七、八年一次的群众性民主；明明是官僚制度的"文山会海",却说成是体现了"议事民主"；明明是极权加封建的奉旨崇拜仪式("忠字舞"),却说成是群众自由参与的大众文化活动。〔注24〕这些张冠李戴、似是而非的"精致"说法，有意无意地在帮助说一套做一套的权力操作，使得已经充斥谎言的公众政治领域进一步假面化。
公众生活假面化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体制性的犬儒主义，它表现为谎言的合理合法化和普遍理性的丧失，也就是"诚信"危机。体制性的犬儒主义由权力(在上者)犬儒主义和弱者(在下者)犬儒主义这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前者为统治的官方话语，后者为受制的大众反应。后现代犬儒主义则以"独立"知识话语样式，正在成为这一体制性犬儒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权力的犬儒主义的特征是说一套做一套。它的要害不在于怎么说，而在于为什么能这么说。权力控制了公众领域，使它能够以强权规定真理，同时确保人们即使不相信它，也必须在公开场合做出相信的样子。它可以把不民主的体制和权力运作硬说成是民主的。在此情况下，受制者的犬儒主义则表现为对政治的冷漠和对现实改革的失望，并由此转化为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