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鲁迅、周作人“五四”前后人生择取的歧异(2)
2015-07-12 01:15
导读：二 激流把他们同时推到一个歧路口，或进或退，方向相反的路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二元选择，却让鲁迅与周作人倍感为难。疑惧与不安最终不能阻挡他们
二
激流把他们同时推到一个歧路口，或进或退，方向相反的路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二元选择，却让鲁迅与周作人倍感为难。疑惧与不安最终不能阻挡他们对时代的响应，“进”路的选择使新文化运动凭添了两员大将，也成就了他们一世的文名。方向是相同的———启蒙大众，但路绝不是重合的，虽然他们都在呐喊，声音却是异样的。他们的疑惧与不安并未消除，呐喊只是面具后的呐喊。鲁迅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后六年诗死心境的折磨，③“五四”时的他又一次决意呐喊了。而内心深处抹不去的疑惧使他只能提出希望，而不能拥有希望了。他可以鼓吹“生命的路是进步的……什么都阻挡不得”，也可以激励青年“在刀光火色的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但在给朋友的信中，还是道出了心里话，中国的转变“但有一塌糊涂而已。”④鲁迅面对的是无法直面的人生，⑤他投身激流意图是尊先驱者的“将令”，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可他始终想倾诉自己真实的心声。于是《呐喊》更多的是给读者以“铁屋子难以破毁”的压抑:夏瑜坟上凭添的花环终不能抹去是愚昧民众拿启蒙者的血当药吃的阴郁;狂人病好之后的候补冲淡了“救救孩子”的炽热呼声;闰土从幼年记忆中神一般的小英雄成了中年迟钝的木偶人，宣告了往事无非是对抗日前冷酷现实的温暖幻景，转瞬即逝。疑惧毒蛇确实缠绕着鲁迅的心灵，这就决定了鲁迅“五四”时的呐喊只能是“破”，是与“黑暗捣乱”。“光明是我所见不到的，”他曾经这样悲观的说。他“自己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也只是期望孩子们或可到一个“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在鲁迅为“救救孩子”而奔走呼叫时，周作人已开始了他的救人行动。在反对“非人”的封建文学的同时，他致力于构造“人的文学”的殿堂。他不仅要破旧，更要立新。面对几千年封建伦理对人的压抑，他要真正解决“人”的命运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真正唤起’人”的意识的觉醒。周作人以他巨大的热情强调“人的一切生物本能都是善的美的”，宣扬人欲望的合道德性，要求冲破封建禁欲主义的禁锢，同时强调人高于一般动物的精神要求，因为“人性是兽性与神性的结合”，因而文学要表现人精神世界的内面生活。周作人并没有忘记他的不安，因而也还不时地宣扬“要爱你的仇敌”的“博大精神”，幻想以“爱”来消除暴力。可以这么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中，鲁迅自觉地承担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社会意识危机与民众思想危机的重压，始终是以民族和民众为本位的。而周作人所做的只是承担起自我意识中产生了痛苦的知识者的矛盾和精神紧张，他的注意力更多的是在脱离现实关系的抽象的人的身上，他泯灭了人的个体的现实差别。通过个人解放、个性自由独立而达到社会群体的解放、自由和独立在他看来是确实可行的，而鲁迅在《伤逝》中明白地宣告了这一道路的破产。正如此后不久他自己所言:“‘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他企盼实现所谓的“大同世界中真正的人”的生活理想，并在日本新村找到了现实实体。他的乌托邦式的“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⑥生活愿望也正显露了他以后人生选择的端倪。鲁迅要现实得多，他没有梦想的天堂，不会“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的子孙”。“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哪里?”从这些疑问中我们可得到此后鲁迅道路选择的一些预示。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三
寂寞彷徨中寻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了，蓦然间的沉寂，鲁迅和周作人同时发觉身陷愚民的重围之中，呐喊其实如一箭入海，不能击起一丝微浪。那些协同作战的同仁“有的高升，有的退隐”，余下的也同他们一样苦闷无着。他们分明地体味着无能为力的痛苦，挣扎过后，只是飞了一圈的苍蝇，又绕回原地，这一回他们真正面临了“穷途”。当路几无可走时，他们只有在痛苦中寻路。
鲁迅很快发现自己“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的清醒者的痛苦更深地占据了他的头脑，“五四”前铁屋子难以破毁的疑惧重现了，“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后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紧要的是不要警醒他。”周作人也收起了“五四”前水冲破“堤堰”的不安，觉察到“思想的力量在群众上面真可怜的微弱”的悲哀。鲁迅在1921年底写下《阿Ｑ正传》为国民劣根性做着最权威的注脚，也同感身受着阿Ｑ式的悲剧。同年的周作人在大病中开始冷静地面对惨淡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