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鲁迅、周作人“五四”前后人生择取的歧异
2015-07-12 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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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就绝脱不开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追求，而又幻灭
谈及，就绝脱不开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追求，而又幻灭 ，奋争，而又疑惧， 他们对的态度和对人生的择取，是整个中华民族在诸多矛盾交织中痛苦嬗变的映射。鲁迅和周作人是现代文坛两大重镇，作为同胞兄弟，前期又有着几近相同的生活和求学经历，却最终走向异途，衬上他们背负重荷艰难跋涉的苍凉背景，确使后人唏嘘不已。造化一次次使他们面临“穷途”与“歧路”，任何一次选择都给他们带来重大的。当我们把他们的人生道路并列透视，最为凸显的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那段历程，将这一时期鲁迅、周作人的人生方程进行并列求解，我们所能得到的是属于和的清析而真实的答案。
一
如果说，在日本期间，《城外小说集》的出版和鲁迅、周作人在《河南》杂志上的协同作战是两人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领域发出自己独立声音的开始，那么，到“五四”前夕，当时代提供了机遇，他们便自觉地承担了反封建思想启蒙的历史重任，站立到了潮头。在此之前，他们都经历了六年多的沉寂与思索，鲁迅更深地品味到中国的无声，周作人却品味着乡间的宁静，① 这就决定了他们投身激流的不同心境。鲁迅的心理是悲观的、疑惧的，那段著名的“铁屋子”的谈话真切地表明了这一点。“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回的苦楚，你倒认为对得起他们么?”这段话的含义:一是铁屋子万难破毁；二是唤不起多数熟睡的人们，这是他的悲观；三是若唤起了少数几个岂不凭添他们的痛苦，鲁迅是“铁屋子”中醒着的人，他已经深味了这痛苦，因而才产生了这样巨大的疑惧。此时的周作人正面临另一种忧虑。他的白话诗《小河》给了我们丰富的信息:“喜欢水来润泽我却怕它在我身上流过”，“水”一旦冲出堤堰，就会肆虐地吞没一切，而麻木的民众一旦摆脱束缚，陷入狂乱，也会爆发出粗暴的力。他是不安与矛盾的，一面受时代的招引，将思想启蒙———唤起人的自觉做为信爷而预备躬行，一面又为民众觉醒产生的可怕后果而忧心忡忡。思想启蒙必然导致被启蒙者变革社会的直接行动，甚至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是周作人所不愿看到的。他总是希望“水”能“稳稳向前流动”，这希望也正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呐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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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周作人疑惧和不安的焦点是相同的，都在能否唤起民众上，但指向却似乎全然不同；一个是“惧”唤不起的沉闷和唤起少数几个的无力；一个是“忧”唤起之后破坏原有的宁静。就当时他们对启蒙前景的估量来看，鲁迅是悲观的，周作人似乎乐观得多。他们这样的心态也无疑决定了他们呐喊的方式。他们产生不同的疑惧和不安并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从他们早期的生活经历中找出渊源来。
鲁迅是家中长子，在接受家族淤积的厚望时也承担了责任，这不仅是平日的言谈行为中意识的给予，到了十三岁突遭不幸时，幼小的他已开始现实地挑起本应大人挑的重担。他不得不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他人，或感受凉薄或出让温暖，从那时起，一种深层的外向意识便已开始滋生。所以，“五四”时他疑惧的对象是被启蒙的大众。周作人比鲁迅小四岁，幼时并未直接承应世态炎凉，以后几乎每走一步都有鲁迅在前开路，从南京到日本，直至北京，他的关注点集中于自我，形成与鲁迅相反的内向意识，他的不安心态也就不难理解了。那么，他们又为什么心存疑惧与不安呢?鲁迅在日本因是弱国子民而受到种种歧视和轻蔑，同时又目睹同胞不从日本人的轻蔑中吸取奋发的力量，反而以自己的种种乖行不断地证明那轻蔑的正当，早已深感民众觉醒之难。周作人在鲁迅的荫护之下少受歧视之苦，只是更多地品尝“古国古俗”的神韵与温馨。②虽然他也关注着民族觉醒，但多数只是扮演鲁迅追随者的角色，对愚昧民众的认识多从书本中得来，少有切实的感受。辛亥革命对两人的触动都很大，鲁迅经历了短暂的兴奋之后，便被革命的退化所震惊，民众由“奴隶”堕为“奴隶的奴隶”而一丝未醒破灭了他最后一个肥皂泡。当启蒙高潮再次到来，他又怎能不心存疑惧呢？可是辛亥革命未使周作人兴奋，却让他看到了“以暴易暴”血淋淋的一幕，体察到了动荡对个体生命的有害，令他此后每次想都心有余悸，“五四”前的不安也正根源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