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鲁迅、周作人“五四”前后人生择取的歧异(4)
2015-07-12 01:15
导读：此时的周作人已经走入了“咀嚼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的死胡同，从时代的先驱者变成了时代的旁观者。1921年周作人曾那样热
此时的周作人已经走入了“咀嚼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的死胡同，从时代的先驱者变成了时代的旁观者。1921年周作人曾那样热情地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将文学作为高兴时的游戏和失意时的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的宣言一度被写实文学界奉为圭臬。而当社会更需要文坛写实时，他却折转身回走，“文学只有感情，没有目的。”1929年他更提出了“闭户读书伦”，倡导性灵，在更为残酷的生活中宣称“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这与鲁迅先生讲求“生存是第一要义”，不能做轻易的牺牲，进行坚韧的战斗，以求“为社会多做点事”的态度是大相径庭的。周作人的选择包含着浓厚的屈从于现实的意味。他在人生的歧途上已越走越远了，这也许是以后附逆人生悲剧的一个危险信号了。
五
“五四”后，鲁迅和周作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境遇———“歧路”与“穷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做出同样清醒的选择:鲁迅选择了抗世，周作人选择了避世。鲁迅直面现实，反抗绝望;周作人模糊境遇，逃避绝望。与鲁迅相比，周作人是只有天堂没有道路的退隐，他悬在空中一旦不得不落于实地时，迷失便不可避免了，抗世者经历了狂流的冲击成为悲壮的殉道者，避世者因世无可避而成为可悲的顺世者。“五四”后择定的是他们后半生命运的基调。而在这选择背后，又是哪种力量起支配作用呢?从鲁迅和周作人在思维中形成的不同视线里我们可以获得丰富的信息。鲁迅为文为人给我们展示了他的两条视线:一条是从身外往里看，这时他会发现痛苦、怀疑和绝望的深渊;另一条是内心往外看，产生的则是对身外大众无限的悲悯、责任感和同情。
周作人也有两条视线，可当他以一个局外人的目光洞悉了社会的一切，也会发现痛苦、产生疑惧;而当他在绝望面前战栗之后，解脱走投无路无所适从困境的却是另一条视线，以已观已，从内心获取解脱。鲁迅两条内外交叉的视线使他在内心探视时并不能带回心灵的慰藉，相反加重了与外界感同身受的悲哀;周作人两什么样两条并行(一内一外)视线使他每一次审视自我，便可得到现实中不可得的抚慰，减轻外部加于他的悲观和痛苦。这也便决定了鲁迅总是在探索民族灵魂的过程中也探索了个人的灵魂，而周作人虽对国民劣根性也有深刻体察，但更多的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自我心灵的翻检。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鲁迅的两条视线的转换始终是内与外的组合，便始终有所系连，因而也总能在虚无中显出实际来，既清醒地看到了时代与社会，也清醒地看到了自己。尽管他时时陷入绝望，却总可以如受难的基督一样得以复生，尽管重复的似乎只是西绪弗斯推巨石的悲剧，却总给人以精神的悲壮启迪。周作人的两条内外平行视线恰恰限制了他，因为他有内心的避风港，能“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现实中失去的或得不到的能在内心找到一种补偿与替代，正是这种自我调适的机制逐渐隔离了他和社会。但事实上个人始终不可能脱离社会，自我视线只能使他成为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做了一个尽力提了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面的大傻瓜，其结果只能是扯光了自己的头发，成为让世人指笑的丑陋者。
两条不同的视线只是鲁迅和周作人选择时的决定因素，视线的形成原因我们仍然需要从他的童年、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探索。命运在给了他们一个宽裕的童年以后，又在猝不及防时扯掉伪装露出狰狞，身为家中长子的鲁迅完全意义上的自我便就此打破，他必须在不断与外界的交流中才能一步步走下去，而周作人在那时仍然沉溺于迷梦中。鲁迅听到了“乞食者”的恶语，周作人却记住了可安放耳朵的新奇梳枕;鲁迅为庸医误人感到痛切，周作人却把寻药引作为好玩的游戏;鲁迅在当铺与药铺间感受“世人的真面目”，周作人直到晚年回想时还说“那时，在家的确是沉重的负担，但这与小孩并无直接关系。”
到南京，鲁迅忍受的是背井离乡的凄苦和逃离的悲凉，并对那里的“乌烟瘴气”很快感到“很不适应;周作人却完全是一种奔赴新生活的兴奋和憧憬，以后还觉得学校“自由宽懈”，忆起来竟颇多“回想与怀恋”。同在日本
留学，对外交往多由鲁迅代办，弱国子民所受到的种种欺侮和刺激，周作人很少体悟到。直到从日本回国，周作人独立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并不很多，他只是沉溺在自我的世界里。至于周作人和鲁迅在日本共同倡导“力足以振人”的民族觉醒活动，是在鲁迅的下，在那时日本留学生界革命激情的挟裹下的加入，自己对外界直接经验的感知并不多。鲁迅那时从日本文化中吸收面对现实、自我反省精神和忧患意识，周作人却是品味“故国古俗”的神韵，吸收诸如俳句之类的日本阴柔文化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