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一个阶段，是(2)
2013-06-21 01:18
导读：不仅仅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关注国际体系进程而决定其理论特征是国际制度，而且在立论与研究方法上的独特视野，也决定其对于晚近国际立法，尤其是国际
不仅仅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关注国际体系进程而决定其理论特征是国际制度，而且在立论与研究方法上的独特视野，也决定其对于晚近国际立法，尤其是国际经济立法的勃兴的影响或解释，也将占据独特位置。
在立论上，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假设，崇尚“放任自由”原则，即在国内社会中如果人们能够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充分地按照他们的偏好行事，那资源分配将最合理与最有效率，而且，这条法则不仅适用于国内社会，放到国际经济领域，也是行得通的。同时，基欧汉自认为其主张属于“成熟的自由主义”（Sophisticated Liberalism） 或是“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这种自由主义介于主张自由贸易将导致和平的“商业自由主义”（CommercialLiberalism）和强调国际制度或规则对各国关系的管理的“管制自由主义”（Regulatory Liberalism）之问，是对它们的综合与超越。另一方面，虽然新自由主义接受了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即不仅承认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力，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的角色，也承认国际关系中物质力量占据决定性的地位，其基本思路仍然属于理性主义的范式。但是，与纯粹物质主义的新现实主义不同的是，新自由主义看到了国际制度的重要性，其对国际制度的强调无疑突破了物质权力这一现实主义的内核，不仅将制度、规范等属于社会范畴的非物质性内容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之中，并且使其成为一种主要的理论概念与研究变量。 （P在研究方法上，新自由主义深受经济学领域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该学科中有关交易费用理论、国家理论、法和经济学研究等，都被新自由主义者广泛应用，从而打上了自由经济主义的许多烙印。具体地讲，新自由主义者在理论分析中大量运用了博弈论、系统分析、结构一功能分析等方法，对国际合作、国际制度的一般理论，包括其产生、发展以及维持的可能与方法等等作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从而增强现象解释与结果预测的准确性，并提出避免合作失败与增强合作成功几率的一些策略或手段。这些，显然为国际立法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
谈判技巧，也为东西南北等国家走出谈判僵局提供了有价值的路径选择。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新自由主义的研究路径中，国际制度占据了核心地位，以国际制度为研究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理论，也成为该学派成就最大的一块。当前，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理论与国际法的研究有着紧密融合的趋势，而新近对国际机制“法制化”的探讨使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学者逐渐认识到，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履行的是一种法律责任，而且，随着冷战的缓解乃至结束，另一种区别于物质权力的制度权力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日益增大。当然，在国际机制学者的研究带动下，国际法学者也很快意识到国际机制理论对于分析国际法问题，所能提供的巨大帮助，即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分析框架。如今，至少在一些领域，国际法学者正在遵循着国际机制的研究路径来分析一些国际法现象。_4]（P79）当然，国际机制学者与国际法学者开始的这种跨学科合作，无论对于何方，都有更宽广的研究空问以及产生更丰富的研究成果的潜力。
二、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国际法的发展—— 以“软权力”理论为中心
在冷战结束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各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广泛开展，国际机制“法制化”成为趋势之一，这些现象似乎验证着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与预言。此时，以约瑟夫·奈为首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及时提出了“软权力”理论，对包括国际经济领域的国际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表现在促进“国际软法”的发展方面。
在自由主义学说中，“软权力”一直是核心概念之一，但在冷战结束以前，由于时局的不适宜，这个核心概念并未能“理直气壮”地发扬光大。不过，冷战后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之竞争，使得该学派力挺“软权力”理论的时机成熟。这时，约瑟夫· 奈宣称，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的轴心是包括军事力量、核威慑等在内的硬权力，但随着两个超级大国全球军事对抗的消失，权力的定义不再强调传统上的军事力量和武力征服，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经济增长等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相比之下，地理、人口和原材料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 换句话说，
国际政治性质的转变已使无形的权力即软权力变得更加重要，国家凝聚力、普世性文化和国际制度正在被赋予新的意义，权力正在变得更少转化性、更少强制性、更趋无形性，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必须适应这种转变，必须学会运用包括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操作相互依赖，管理与影响国际制度，共享人类文化价值，推广民主、自由理念等在内的“软权力”资源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P171 简言之，在提倡“软权力”的学者看来，在已进入全球信息时代的今天，尽管硬权力和软权力都很重要，但软权力相比过去而言更加重立足于此，约瑟夫·奈结合这两种权力勾画出新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思路：[7“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新战略不仅要确保美国的生存与发展—— 当然，这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也要考虑这种战略给美国之外的国家与人民所带来的适当利益，因为只有在满足“相互利益”的基础上，美国“霸权”的合法性才能够得到别的国家的尊重。鉴于此，美国必须继续承担为世界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重任。当然，公共物品的提供并不是无选择性的，必须是极其重要以及美国的实力所能够承担的。按照此标准，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应当优先考虑那些有关国际体系的问题。具体包括：一方面，19世纪下半叶占有主导优势的英国所关注的三件公共物品，包括“维持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均势”、“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对国际公共领域的开放的维护”等，都适合于美国当前的情势：第一，维持地区均势和尊重各国领土完整，是美国必须提供的一项公共物品。第二，推进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不仅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增长，同时也有利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要维护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美国既要抵制住国内保护主义的影响，也要支持世贸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经济组织的运作。第三，美国在保持诸如海洋等国际公共领域对所有人开放上存有利益。另一方面，今天的国际公共领域包括了一系列新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濒危物种的保护以及外层空间和虚拟网络空间的使用等，这些问题都关系到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的命运。因此，在当今世界，全球公共物品也有新的变化，美国必须对此做出反应，包括：第一，美国应该促进世界各国在贸易和环境、防止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发展，以更好地组织这些领域的国际行动。第二，美国还应该把国际发展放到更优先的位置，它也是一件重要的全球公共物品。第三，充当调解人是作为处于主导地位的强国的美国可以提供的另一项重要的公共物品。至此，约瑟夫·奈总结到，76 面对美国而言，一个基于全球公共物品提供的大战略应该包括如下内容：（1）维持重要地区的力量均衡；（2）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3）保护国际公共领域；（4）维持国际规制与机制；（5）援助经济发展；（6）充当联盟召集人和争端调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