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商业化的影响(2)
2013-06-09 01:07
导读：婚姻不求门户，直求资财，不仅在官僚士大夫阶层中比较突出，而且在皇族宗室女选婿时表现得也同样明显。 宋代宗室女下嫁，对于对方的门第、身份，
婚姻不求门户，直求资财，不仅在官僚士大夫阶层中比较突出，而且在皇族宗室女选婿时表现得也同样明显。
宋代宗室女下嫁，对于对方的门第、身份，朝廷是有较严格的规定的。仁宗于天圣八年（1030）曾下诏曰：“禁以财冒士族娶宗室女者”[18]，规定“宗室嫁女择士族之有行义者，敢以财冒为婚，御史台街司察举之”[19]，英宗时进一步规定，“壻家有二世食禄，即许娶宗室女”[20]。但实际上宗室婚嫁并没有严格遵守朝廷的规定，反而是以富为准，甚至是只要有资财，全然不顾其身份，甘愿与杂类通婚，宗室赵宗惠“有女嫁徐州进纳人石有隣之子，其母倡也”[21]，石家就是属于当时社会地位低下、身份卑贱的杂类，但由于资财雄厚，居然能娶到宗室女为媳，这是对传统门第观念的挑战，同时也说明商品经济关系的发达使人们的婚姻观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已经认识到，所谓门第、身份、等级均是虚的东西，不能带来生活上的享受，只有金钱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能让他们过上富裕奢侈的生活。
对于有钱的商人来说，他们与官僚士大夫、宗室结为姻亲是有利可图的，其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商人已摆脱了“贱人”的卑微地位，成为“四民”之一，但他们所拥有的更多的只是经济地位的提高，与为官者相比，其
政治地位仍然很低，与经济地位不相符合，因此社会上仍存在轻视商人的偏见，而与官僚士大夫、宗室联姻，就是商人们彻底摆脱卑贱地位的快捷途径。同时，由于宋政府在封建传统的影响下，实行了一些有悖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措施，如商税过重、禁榷制度等等，损害了商人的既得利益，致使他们只得寻求与有权势者联合，以便获取免税权或偷税、漏税，或得到一些专卖商品的特许权，而联合的最好方式就是联姻，所以有钱的商人也很愿意与官僚、士人、宗室结亲，希望通过这种婚姻关系，借助为官者的力量，保护他们的物质利益并进一步获取高额利润。前述“榜下捉婿”的特殊现象就是这一社会背景之下的产物。而很多商人也因此得以进入政府统治阶层，苏州商人朱冲“弟妷数人皆结姻于帝族，因缘得至显官者甚众”[22]，同样是商人的王永年，“娶宗室女，得右班殿直，监汝州税”[23]。可见，在宋代商品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下，一方面是官僚士大夫、宗室直求资财，一方面是富商寻求权势的保护，这样就使当时的婚姻观发生重大变化，以至司马光也发出了“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24]的感叹。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如果说官僚士大夫、宗室与商人联姻更多地是表现为一种互惠互利关系的话，那么在普通平民百姓中的婚姻论财就更能说明宋代婚姻观的变化。“巴人娶妇，必责财于女氏，贫人至有老不得嫁者”[25]，而两广地区的很多人家为了贪图钱财，不惜将女儿嫁与和尚，“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妇人多嫁于僧”[26]，这都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导致的新的社会现象。
虽然婚姻论财风气的盛行，给宋代社会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如筹措聘财嫁奁的压力、由于家贫而导致的婚姻失时等等，但毕竟，在商品经济影响之下出现的这种婚姻观的转变，突破了传统等级制度的约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第二，奢侈、享乐意识的盛行。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财富日益集中在个人手中，提高了人们的平均消费水平，从而使奢侈、享乐的观念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他们热切地追求财富，讲排场、求浮华，其主要表现就是人们对财富的占有欲的增强以及凭借金钱大肆挥霍，“都人士女，燕安太平，忘衣食艰难之患，习尚奢侈，重伤民力”[27]，这种侈糜之风首先在贵族官僚、豪门富户中开始盛行，他们“第宅园圃，服食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惟意所欲，无复分限。以豪华相尚，以俭陋相訾。厌常而好新，月异而岁殊”[28]，然后逐渐流行于整个社会，以至于处于社会较下层的农民“其服食器用比于数十年之前，皆华靡而不实矣”[29]。
例如在建筑方面，宋政府曾下诏规定不同等级的人所居房屋的等级，“六品以上宅舍，许作鸟头门。父祖舍宅有者，子孙许仍之。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30]，但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攀比心理，僭越行为不断发生，仁宗针对这种情况不得不再次下诏曰：“屋室非邸店楼阁临街市之处，毋得为四铺作闹 八；非品官毋得起门屋；非宫室寺观毋得彩绘栋宇，及朱黝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31]，但这一诏令也形同虚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人们追求奢靡生活的心理与日俱增，城市中的豪富巨商们往往突破政府的限制，争相修筑豪华宅第，出现彩绘栋宇、竞相比阔的现象，“居室服用，以壮丽相夸，珠玑金玉，以奇巧相胜”[32]。而且，宋代的富户和官僚阶层在建筑宅第时，还十分注重地点的选择，再加上雕梁画栋、池鱼园林，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宋代建筑特点，这种变化正是与社会上流行的华靡奢侈之风相适应的。
大学排名
奢侈、享乐意识在南方地区似乎表现得更加突出。首先看看两浙路的情况。两浙风气之奢十分突出，“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33]，也就是说，这里的人崇尚奢侈的生活，将钱财均用于享乐而没有积蓄，苏轼的诗更加揭示了这一点，“三吴风俗，自古浮薄，而钱塘为甚。虽居室华好，被服粲然，而家无宿舂之储者，盖十室而九”[34]，只顾眼前的享乐，不顾未来的生活，其奢侈、享乐的心理可见一斑。我们再具体看一下他们在房屋装饰、饮食、玩乐等方面的表现。
两浙人对房屋装饰十分讲究，以杭州为例，熙宁八年，淮浙地区大旱，有的地方粮食颗粒无收，饥荒接踵而至，甚至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但“杭人素轻夸，好美洁，家有百金必以大半饰门窗、具竹器。荒歉既甚，鬻之不能售，多斧之为薪，列卖于市，往往是金漆薪”[35]，在灾荒年景，仍以家产的大半装修房屋，其追求奢华的心理是如此强烈，可见，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钱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奢侈、享乐观的盛行。对于饮食的要求也同样如此，“南方精饮食，菌笋鄙羔羊。饭以玉粒粳，调之甘露浆。一馔费千金，百品罗成行”[36]，虽然诗句有些夸张，却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饮食的注重，而人们对口腹之欲的追求，正是享乐意识发展的表现之一。再看玩乐，这似乎是杭州人特别喜爱而又频繁的活动，它更为集中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享乐意识。“杭人喜遨……今为帝都，则其盖务侈糜相夸，佚乐自肆也”[37]，“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38]，由于两浙地区在宋代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商业文化兴盛，因此在他们看来，游玩活动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富人观赏游乐，奢侈享受，似乎还合乎情理，但贫穷之人也同样不在乎花费，不在乎有无相应的经济能力，一味游山玩水，甚至借钱欠债也不足惜，如在每年祠山神诞辰日，“至如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竞日嬉遊，不醉不归”[39]，这种及时行乐的现象就更加反映出当时人们追求奢侈、舒适生活的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