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商业化的影响(3)
2013-06-09 01:07
导读：此外，西南地区成都府路的情况也是一样。好 音乐 ，少愁苦，尚奢靡[40]，享乐意识十分盛行，与两浙路相比，这里的人们更注重游玩之乐，蜀俗奢侈，好
此外，西南地区成都府路的情况也是一样。“好
音乐，少愁苦，尚奢靡”[40]，享乐意识十分盛行，与两浙路相比，这里的人们更注重游玩之乐，“蜀俗奢侈，好游荡，民无赢余，悉市酒肉为声妓乐”[41]，民间一般说来也没有什么积蓄。
相比较来说，北方地区享乐意识的发展不如南方普遍，主要原因在于南方地区个人之间的商品交换比北方发达，相对说来，南方人受商品交换关系的影响当然就较大，而北方的商品交换更多的是由官方组织的商业贸易，这就制约了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北方城市商业的繁荣还是很突出的，同样也引起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如在一些都市里，人们的求富心理也日益强烈，不论家境好坏，均十分讲排场，“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42]，这种现象很显然是商品经济影响之下的产物。同时，由于众多服务性商业店铺多临街设肆，直接向消费者供应，满足了人们的日常需求，丰富了饮食商品，也使人们在饮食上更加追求豪奢，“如州东仁和店，新门理会仙楼正店，常有百十分厅馆，动使各色足备，不尚少阙一件，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付，盘盏两付，果菜楪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虽一人独饮，盌遂亦用银盂之类……”[43]。显然，当社会财富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享乐意识就会自然泛起。宋代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有能力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从而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激起了人们对金钱、财富的热爱，而在思想观念方面，就表现为不顾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爱慕虚荣，追求奢华的生活，以逞一时之快，所谓“农工商贩之家，朝得百金，暮必尽用，博奕饮酒，以快一时”[44]。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生活物资的流通和丰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刺激了消费因素的增长，在生活相对富庶的前提下，奢侈、享乐意识自然兴起，并带有很大的普遍性和社会性，而这种享乐意识的日趋浓烈，享乐欲求的日益增强，又推动了消费意识的增长，进而更加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社会习俗的嬗变
社会习俗是人们生活习惯的一种反映，与经济文化的特殊社会背景有关，所谓“世易则事变，事变则时移，时移则俗易”[45]，随着世事变迁，社会习俗也必然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宋代社会习俗的主要特征就是商业气息逐渐浓厚，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日益密切。
第一，节日习俗
节日习俗是社会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颇能反映时代特色。唐朝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节日习俗也变得多姿多彩，尤其是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科学技术的进步，给节日注入了新的内容，带来了更具有商业性甚至奢靡的风气，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生活的一种新的追求。因此，很多岁时节气如元旦、立春、上元、寒食、中元、重阳、腊八、岁除等的庆祝活动中，除了传统的内容以外，随着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前农业性质的内涵逐渐向与城市生活和商业活动相关的方向发展，节日的庆典活跃了物品的生产和交换，促进了城市消费与文化娱乐活动的繁荣，许多地方的节日活动甚至直接就是商业或文化的盛会。
如每年正月十五是上元节，又称元夕节或元宵节，京城张灯五天，其他各地三天，城门驰禁，通宵开放。节日期间，由于经济的发展，从大城市到中小城镇，大多具备雄厚的财力张灯庆贺，使人赏心悦目。商业性的文娱演出更是让人目不暇接，“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46]，很多技艺、歌舞都在上元节时演出，因为这时观众最多，最易将绝妙的技艺加以传扬，也最易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有一夕而至富者”[47]，在《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和《武林旧事》等文献资料中，有很多关于上元节期间各种娱乐活动的记载，可谓杂耍技艺，各显其能，尤其是带有商业性质的“市井舞队”十分引人注目，如“乘肩小女，鼓吹舞绾者……三桥等处客邸最盛，舞者往来最多”[48]，同时“街坊买卖之人”也乘机大做生意，向人们兜售各种风味独具的食品。如苏州“上元影灯巧丽，它郡莫及。有万眼罗及琉璃球者，尤妙天下。以糖团、春茧为节食”[49]，“节食”即为过节之时在市场上购得的食品，显然，上元期间在苏州不仅有很多游乐活动，而且节日市场也很发达。扬州昆山县，“灯影月色，照耀里陌，舞歌箫鼓，连夕不绝”[50]，也十分热闹非凡。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宋朝其他的节日也大抵如此。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节日的庆祝已基本脱离了从前农业的气息，人们载歌载舞，反映了城市世俗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城市的商业活动也异常繁荣，不仅有商业性的歌舞演出，而且商品买卖也很兴盛，商贩们乘机大赚其钱，成为节日庆祝的一种独特点缀。
第二，丧葬礼仪的变化
丧葬礼仪是社会习俗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社会状况和文明程度。宋代的丧葬礼仪，在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一方面，传统的阴阳禁忌、等级丧葬的观念依然规范着社会各个阶层的丧葬行事，风水、占卜、相术等还很兴盛，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着影响，从而形成厚葬的习俗；另一方面，由于宋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提高，这些富而不贵的人们在丧葬方面往往突破政府的限制，使丧葬礼仪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宋代人们在传统儒家“事亡如事存”丧葬观念的影响下，十分重视丧葬礼仪，形成厚葬的习俗，“死者人之终也，不可以不厚也，于是为之衣衾棺椁，衰麻哭踊，以奉死丧”[51]，甚至将丧葬的厚薄与是否孝道联系起来，所以宋人普遍重视丧葬活动，其突出表现就是僧侣、道士直接参与到民间的丧葬活动中，做道场超度亡灵，使丧葬费用大增。“俗重凶事，其奉浮图，会宾客，以尽力丰侈为孝，否则深自愧恨，为乡里羞……来者无极限，往往至数百千人。至有亲亡，秘不举哭，必破产办具，而后敢发丧者。有力者乘其急时，贱买其田宅，而贫者立券举责（债？），终身困不能偿”[52]，不厚葬就于心不安，不惜借债也要让丧事办得隆重、风光。作为宋朝政府，和其他历代统治者一样，也将丧葬当作维护封建等级、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因此，为了整饬礼仪，规范风俗，宋王朝曾多次颁布新的丧葬礼仪制度，用以规定不同贵贱等级的人在死后所能使用的不同的礼仪，保证官员享有优于庶人的特权，甚至富人也不能冒用贵人之礼，“诸丧葬不能备礼者，贵得同贱，贱虽富不得同贵”[53]。但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富商大贾财力雄厚，他们的所作所为使政府的丧葬等级制度几乎成为一纸空文。为了对逝去的长辈表达孝道，这些商人们往往违礼逾制，花费大量金钱做道场、制棺椁、垒坟墓、立墓碑，以至于宋代的士人们也对此大发感慨，“古者冠昏丧祭，车服器用，等差分别，莫敢踰僭，故财用易给而民有恒心。今礼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礼，而商贩之类或踰王公。礼制不足以检饬人情，名数不足以旌别贵贱，既无定分，则奸诈攮夺，人人求厌其欲而后已，岂有止息者哉，此争乱之道也”[54]。宋代贵贱有别的丧葬制度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已遭到严重破坏，且引起了封建士大夫的忧虑，但他们对商贩之家逾礼而葬的现象除了表示愤慨以外，也无可奈何，显然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甚至改变了千年以来人们已经习惯遵循的丧葬礼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