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兴”的美学嬗变(2)
2013-06-09 01:10
导读：先秦《诗经》与孔子诗学之兴，到汉代又有了新的演绎。两汉经学家根据儒学大义将诗歌的美刺、比兴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他们论比兴的代表作是《毛诗》
先秦《诗经》与孔子诗学之“兴”，到汉代又有了新的演绎。两汉经学家根据儒学大义将诗歌的“美刺”、“比兴”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他们论“比兴”的代表作是《毛诗》，特别是《毛诗序》论“兴”，在中国古代美学“兴”范畴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毛诗序》论“兴”，与先秦典籍中对“兴”的阐发大多三言两语、意义不明、缺乏体系不同，开始从整个诗学体系去解释“比兴”范畴，一方面，将“比兴”范畴作为诗教思想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使“兴”脱离了较为混沌模糊的样态，另一方面将其与“美刺”、“情志”等范畴融为一体，它与《毛诗》“传”即注解部分对“兴”的解说互相发明，在理论与作品的解说两方面对“兴”进行了演绎。
《毛诗序》释“兴”首先从文学本原论的高度奠定了“兴”的美学基础。“兴”从创作角度来说，是一种情感的兴起、发动，“兴者，有感之辞也”。[54][P190]《诗经》中的作者表现出明显的创作主体意识。而《毛诗序》融合了先秦以来关于文学动力的两种说法即“缘情”说与“言志”说，提出了“情志合一”的审美观念。它一方面从“赋、比、兴”的创作手法上论述了形象与情感的统一，另一方面又将“比兴”规定在“美刺”的狭隘范围之中，从而使“比兴”独立的审美意味功利化为“美刺”以达到政教目的。
《毛诗》对“兴”的看法还体现在它对《诗经》的注释与题解中，作者通过对《诗经》文本的解释，表现出两汉儒人对传统“兴”的看法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充实、发展。他们从创作论的角度对“兴”的内涵进行探索，认为《毛诗》所谓的“兴”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发端，一是譬喻。对“兴”的这两点要求，使得它与“比”有了明显的不同，除了更为功利化以外，内涵更为丰富；从欣赏的角度来说，也更为启人深思，韵味无穷，后来齐梁时钟嵘《诗品序》中论“兴”为“文已尽而意有余”，即是从这一方向发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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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学上来说，创作论中的“兴”与鉴赏论中的“兴”本是艺术活动中两个不同的环节，前者是第一性的，后者是第二性的，二者之间是一种审美传递的过程，鉴赏过程中的审美传递较之创造活动往往具有更大的发挥余地，这种审美传递类似于当代西方接受美学强调的“第二创造”的过程。因此，人们对《诗经》的解读，感兴趣的不是第一性的原创之“兴”，而是作为鉴赏过程中的第二性的“兴”，因为第二性的“兴”可以见仁见智，使原创性的“兴”获得更大的发挥与价值实现。明乎此，人们也就不难理解，孔、孟对《诗经》的解读特别感兴趣的不是创作论问题，而是“诗可以兴”、“兴于诗”与“以意逆志”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讲，先秦两汉对比兴的阐发不仅揭示了我国古代诗歌的基本特征，而且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贡献带有奠基性质。因为一种具体的修辞手法或表现手法在文论史上的价值是有限的，只有当它升华为一种创作理论或美学主张后，它才有更为深远的影响。先秦两汉文士的贡献正在于，他们使本为修辞手法或表现手法的比兴，向中国古代文论、美论的基础理论演变成为了可能。
2．2 魏晋六朝——审美之“兴”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理论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对比兴的讨论，完成了由经学家对其原始意义的诠释向文学家、文论家对其理论学说创立的过渡。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现实战乱的血雨腥风，社会分裂的飘摇无定，灭顶瘟疫的无可抗拒，儒家所崇尚的社会伦理秩序在政治仕途的无情无义的倾轧中被击得粉碎，悲苦无告的生命流淌出来的鲜淋淋的血液，一点一滴地浇开了人们的觉醒意识：个体的生存与存在，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人生的短暂与绚丽，命运的无常与追求，成为这个时代文化精神的思考焦点。在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历史上，个体意识第一次从千年沉睡中醒来了。这是一个破天荒的历史进步。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兴”作为中国古典美学与艺术生命最为关切的审美范畴，在魏晋六朝时代得到了最辉煌的展现。随着汉末以来人的觉醒，文学艺术开始脱离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羁绊，而与动乱纷争年代的生命意识相融汇。文艺与审美不再依附于政教与伦理道德，而是人的感性生命力的宣泄与寄托，在两汉文学中主要成为“美刺”表现手段的“兴”的审美范畴，冲破了“美人伦，厚教化”窠臼，升华到人的最直接的生命意识的层次，它借助于自然景观与社会人事的种种感发而兴怀抒情，咏物寄心，从而将“兴”与艺术生命力与创作方法、修辞手段有机地融为一体。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兴”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才真正形成了完整丰富的范畴结构与内涵。同时，这种充满自然张力的“兴”又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与张扬了原始艺术之中的生命力，脱去了被两汉儒学文明所压抑的政教外壳。
这一时期，玄学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对社会人生和自我价值作更深层次的理性审视，并从本体论的高度找到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由此，受庄玄哲学的影响，两汉以神学目的论为主导的宇宙观，转向魏晋以人格理想为存在的最高本体的人格本体论；汉人繁琐论证推衍的思维方式，转向注重觉醒的领悟、强调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新的思维方式；两汉士大夫急功近利、注重外在物质生活的满足的心态，转向以追求内在独立人格、超脱精神为特征的士大夫的个体自觉的心态，这种心态体现在审美方面，即表现为追求审美的人生。正是这种追求个体自由人格的时尚，促成了重“兴”的社会心理，它是士风解放的表现，虽然其中不乏轻狂与荒诞，但总体精神是积极向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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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兴”在魏晋人看来，就是一种自由无待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审美人生，其特点是以个体的自由无待作为人生的目的，而作为最高的境界与形式，则是怡情山水、寄兴艺术。在魏晋文士看来，人的自然生命是受制于尘俗社会，是不自由的，而从尘俗社会飞跃到自由境界的意欲激发，则有赖于“兴”的感触。山水自然与文艺是起兴的缘由，而艺术与山水则构成了自然生命向自由生命跃升的桥梁。人生都有自由的本性与可能，但是能否达到这种自由，领略这种高峰体验，然而契机的激活在一定意义来说可谓关键，而能否起兴则成了至关重要的环节。这种“以兴为美”的时尚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放任诞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最典型的则是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雪夜访戴逵的轶事：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55][P474-475]这则故事很能说明魏晋人生与文艺“以兴为美”的特点。位于江南的山阴之地很少下雪，雪夜皎美的景色使富于生活情趣的王子猷油然兴感，想起左思的《招隐诗》，不由得想去剡溪造访一位叫戴逵的高士，这种兴致在于本身的偶发性，并不以功利为目的，即不以见不见戴逵为目标，故而兴发而行，兴尽而归。在这里，“兴”就是目的，就是乐趣，无目的而又合目的。宗白华先生说：“这截然地寄兴趣于生活过程的本身价值而不拘泥于目的，显示了晋人唯美生活的典型。”[56][P188]宗白华先生独具慧眼地发现了这则轶事中蕴含的晋人唯美生活的意义。晋人对“兴”的理解，早已超出汉儒从政教意义的解说，而与整个人生的根本意义相结合。两晋年代的思想界与文学界，在玄学影响下，人们广泛开展了对人生意义的讨论。而这种讨论往往伴随着对山水与自然的欣赏。在宇宙造化之中，人们发现了自身的微末，在观照自然时也反思了自身的存在意义。这种观照并非静观，而是通过偶发兴感而去感悟、去体验的生命活动。这是一种经由观物取象而转向内在生命的体验活动、自由活动，是一种最高的审美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