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兴”的美学嬗变(3)
2013-06-09 01:10
导读：同样，王羲之的《兰亭序》以优美清丽的笔调，描画出位于江南的山阴兰亭农历三月三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与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景观，诗人触景生情
同样，王羲之的《兰亭序》以优美清丽的笔调，描画出位于江南的山阴兰亭农历三月三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与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景观，诗人触景生情。由物的感发，诗人们不由得想起人生的意义，它既不是庄子所说的一死生，也不是俗人所理解的外在功名，而是在于生命过程中的兴趣以及生命的归宿：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妄，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57][P40]在这篇抒情与记叙融为一体的美文中，王羲之因景而“兴”，对人生意义深发感慨。他探讨了人生与永恒的宇宙相比，永远是短暂的一瞬间，而人生的欢乐更是转眼即逝，然而这种快乐给人带来的意义却是永恒的。文中一共三次出现了“兴”：“犹不能不以之兴怀”、“每览昔人兴感之由”、“所以兴怀”。这些兴怀都是对人生的感叹与兴怀。诗人由自然的景观触发而升华到对人生的感悟兴叹，这正是魏晋六朝之“兴”与先秦两汉之“兴”的不同之处，先秦之“兴”主要起自《诗》三百，它往往从草木禽鱼起兴，进而咏叹社会人事与自己的遭际，汉代将这种比兴与美刺相联系，囿于政教的天地。而魏晋六朝人之“兴”，由个体之兴上升到对永恒的生命意义的咏叹，是一种寻找终极关怀的感兴，也是源自人生又超越人生的精神创造，是生命意识的升华，它体现出弥漫于魏晋六朝的人生悲剧观念。在王羲之的这篇美文中，我们发现诗人最能感物兴怀的正是“死生亦大矣”的悲剧主题，即从宇宙永恒、人生短暂中感悟到个体悲剧人生的价值所在。人生有限而宇宙无限，认识到此中意义并不是“一死生”即泯灭生命的意义，而是要在这短暂的人生中把握世界与人生的价值，珍惜这瞬间的快乐。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从六朝重“兴”的人生观念与文艺观念中，我们不难发现，“以兴为美”是建立在当时普遍存在的自然情性论之上的。两汉年间的儒生论比兴，鲜有跳出美刺俗套的。而魏晋人论“兴”，则明显地将“兴“置于情感大范畴中去看待，这样就使重构“兴”的概念有了坚实的人性论的基石。魏晋六朝时代的人看待情感与先秦两汉人不同，他们将情感视为应物而感的心灵活动，同时又将这种情感与老庄、玄学的情性论融合一体，认为圣人以性统情，应物而又无累于物，兴于物而又不泥于物，情由物而兴，却又不止于物，而是由此展开，将情感上升到宇宙与人生之道的高度来对待，追求逍遥无待的自由之境，一种真正的审美境界。情之所贵，在于使人能够应对万物，抚爱万物，品味人生，但真正高尚的人格却又能由情入理，游于无我之境，体尝与天地万物同在的悟道之乐。因此，魏晋六朝人论“兴”，往往在“兴”之中注入了更为深邃浩博的宇宙精神，体现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在某种意义上说人们甚至可以认为，魏晋六朝追求的正是一种审美人生。
魏晋六朝人之“兴”，不仅在精神实质上与两汉人有着巨大的不同，而且在表现方式上，也都是一种审美人生，都有了很大的变迁。这就是从两汉注重比兴崇尚共性化的道德品格，演变为追求个性化的人物风韵，从而超离了政教窠臼，具备了更加丰厚的审美内涵。《诗经》中的由物起兴，大多是表现人物的爱情婚姻与各种社会遭际，从中见出风俗人情，政教得失，而魏晋六朝人的起兴则关注于人物风韵本身。如果说，先秦与两汉时代的比德说赞美的是一些崇高之物的有形之美，较为重视外观的象征意义，那么魏晋时代的士大夫注重的是自然物中超越形式感的韵律与风采，并且用它来比况人的神韵气度。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作为美学理论范畴的“兴”，正是建构在这种审美习尚之中的，是魏晋六朝人审美活动与艺术活动中生命意识的凝聚。比如魏晋时陆机《文赋》论创作的缘起时突出了“以情起兴”的特点。虽然他没有直接用“兴”这个概念，但是其中已经蕴含着对“兴”的理解和运用。西晋泰始年间的挚虞所作的《文章流别志论》，对传统比兴的解说作了一定的发展，他释“兴”为“兴者，有感之辞也。”所谓“有感之辞”，就是来自生活的真情实感的话语。他把汉儒眼里的动词“兴”解成了名词，而且转移到了诗的内容层面，成了一条创作原则，这样就拂去了汉儒加给诗的功利教化的沉重负担，还诗以生活情感真实流露的强大生命和审美抒情的天然本质；对推动诗人作诗从感物、感事而不从教化目的出发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符合当时名流人士如阮籍、嵇康等人“越名教而任自然”和“任情适性”的创作实际，以及时人对“兴”的一般理解。
到了六朝时代，刘勰、钟嵘论“兴”则是从情物相感的高度来看待比兴问题的，对传统的比兴问题作出了新的理论建树。首先，他们认为“兴”是主观情志在外物感召下形成的一种审美情感、审美欲求或审美冲动，将“兴”置于“物感说”之上，使两汉囿于政教天地的“兴”走向了物我相感的境界，从一般的表现手法走向了创作本体论深处。刘勰在《物色篇》中说：“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58][P493]他认为外界景物与气候的变化的感召是唤起人们心灵美感的动力，人心的触发是对外物感召的应答，“情往似赠，兴来如答”。[59][P494]刘勰特别强调“感物吟志”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兴”则是建立在这种感应关系之上的一种审美心理活动，从本质上来说，是情感所致，这样“兴”就可以脱离政教的羁绊成为独立的审美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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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列《比兴》篇，对比兴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探讨。文云：“《诗》文弘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60][P394]他将“兴”释为“兴者，起也”，指“兴”是发端，引起情感。若仅观这些，刘勰对赋比兴的讨论似乎新意不多；但刘勰绝没仅仅停留在对前人意见的归纳上，他为比兴充实了不少新内容：一是交代了怎样具体实施比兴。他认为“比”应“切类以指事”，即要按照喻体与被喻体双方相同处来说明事物；“兴”要“依微以拟议”，即要依据事物微妙处来寄托意义。二是揭示了运用比兴手法的动因和社会作用。“比则畜愤以斥言”，即运用“比”的方法，是因作者内心有愤懑蓄积，运用“比”能宣泄对社会的抨击；“兴则环譬以托讽”，即运用“兴”的方法更便于作者委婉曲折地寄托对社会的批判。这种对比兴社会作用的精辟概括，已经不是简单的表现手法问题了。三是对比兴两法的运用提出了“拟容取心”，即比拟事物要摄取其精神实质的重要要求，对后世影响很大。四是就比兴来说，刘勰重视兴。他认为“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61][P394] 即“兴”体委婉曲折，能因小喻大，含意深厚，较之比体有更强的感染力。这种见解也颇深刻。刘勰认为“兴”的特点是托物喻意，措词婉转而自成结构，所托之物与所喻之意关系比较隐晦深奥，不像“比”那么明朗易晓，惟其如此，“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兴中之“类”与比中之“类”明显地有所不同，前者是外在类比，后者则属意义象征。《比兴篇》赞语中将“兴”的运用说成“拟容取心”，也是强调“兴”的运用在于由表及里的提炼兴象，熔铸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