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兴”的美学嬗变(4)
2013-06-09 01:10
导读：到了梁代，钟嵘《诗品》论兴，则更为大胆创新。他把兴论转移至诗歌应有的审美效果和如何取得这种效果的创作原则方面。他与刘勰一样，将文学创作的
到了梁代，钟嵘《诗品》论“兴”，则更为大胆创新。他把“兴”论转移至诗歌应有的审美效果和如何取得这种效果的创作原则方面。他与刘勰一样，将文学创作的动力建立在物情相感的基础之上。《诗品序》一开始提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61][P1]但与刘勰相比，钟嵘不仅强调自然之景与四时之物对人感兴，而且更加突出社会人事中各种悲欢遭际对人心的感荡作用，将其视为触发诗情的直接动力。而且，在《诗品序》中，钟嵘还提出了关于五言诗的审美标准：“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62][P39] 这段话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赋予了“兴”以全新的含义。钟嵘以“文已尽而意有余”释“兴”，虽远离“兴”的原始意义，对“兴”作了未离其宗的审美引申，却是因此更见他的大胆创见。它既是对诗人写作上的要求，又是读者欣赏作品后得到的体会。这一新含义的开掘，其实是从艺术特色、艺术风格、艺术美的角度对我国诗歌基本特征作出的重要概括，与郑玄从政治教化、作品思想内容角度概括中国诗歌“主文而谲谏”的特征相比，更为符合中国诗歌的实际，也更具美学价值。钟嵘大力倡导的“以味论兴”、“以味论诗”影响久远，它实际开启了追求“味外之旨”的唐代意境论的先声，是对中国诗学的又一重大贡献。之后，唐殷璠的“兴象说”、释皎然的“天工自然合一说”、司空图的“味在咸酸之外说”、南宋严羽的“兴趣说”、明清时期的“神韵说”等，无不受到钟嵘这一理论的深刻影响。二是提出了“赋比兴”交错运用的重要主张。钟嵘认为，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若只有比兴，作品就会隐晦，若只有赋，作品就会流于浅薄直露，只有三者交错运用，才能使文意不过深过浮，恰到好处，使读者既不感到难于理解，又不感到一览无余，有言已尽而意无穷之妙。只有这种结合，创作的诗歌才具备艺术性，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产生强烈的感染力量。这两个方面，无疑是钟嵘为比兴说注入的新内容，也是他对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贡献。值得注意的是，钟嵘将“兴”解释成“文已尽而意有余”，这显然是同他吸取了魏晋以来“言意之辨”的理论成果有关。所谓“兴”原来就包含着对内心世界的婉曲描写与抒发，这种内心之意是难以言说的，它与“以彼物比此物”的“比”有很大不同，刘勰《比兴篇》论“兴”突出“兴”“依微以拟议”的特点，而钟嵘另辟蹊径，吸取了魏晋以来“言意之辨”的思想，用“意”来说明“兴”的独特内涵，这是一个巨大的理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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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先秦至六朝比兴说的演变轨迹，我们可将其归纳为两条线索、两个阶段。所谓两条线索，一是儒学经师释比兴的线索。他们力图从解经角度对比兴的原始含义作出诠释，从汉初到南朝，诠释逐步由简略、片面达到了详细、全面，但由于他们探讨问题的目的、视角和体例的局限，其结论只能是基础性和浅层次的，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角度看，意义不大。第二条线索是作家、文论家对比兴的阐发。他们一开始就没把注意力放在对比兴原始含义的诠释上，而是着意开掘它的文学理论价值，为我国重要诗论学说——比兴说在唐朝的正式创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条线索无疑应该成为今天的学者研究的重点。所谓两个阶段，大体是：两汉为比兴概念的诠释阶段，魏晋南北朝为原始含义的阐释向文学性、审美性阐发的过渡阶段。
2．3 唐以后——政教与审美结合之“兴”
“兴”的审美范畴迄至唐宋年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它兼收并蓄，融政教与审美为一体，形成了新的风貌特征。唐初陈子昂倡“兴寄”论，嗣后李白、殷璠在此基础上倡导“清真自然、兴象风神”之美，将“兴”的审美范畴与大唐诗歌的时代精神融为一体，至中唐与晚唐时代的皎然、司空图等人，继承了六朝诗学中“吟咏情性”的观点，将传统的“比兴”说与“诗境”说相结合，力图淡化“比兴”中的政教意味，注重从审美情兴与韵味相融合的角度去探讨“兴”的美学内涵，从而开启了宋代诗学论“兴”重在清远淡泊的审美观念。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古代文论出现了众多的流派与思潮，因而“兴”也被众多的诗论家所阐发，更形成了一些颇有影响的诗学主张。他们在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时都是对中国传统文论关于情物关系的“比兴”说作了发挥，使“比兴”范畴进一步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具备了更加广博深沉的人文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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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人们运用“比兴”的方法抒情言志时，仅仅看到这种方法有利于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两汉时代偏重于从政治教化的角度去论述“比兴”，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偏重于从艺术审美特点上去论述“比兴”。
“比兴”的理论发展到唐代，就完全形成了分途发展的趋势：一部分理论家集中到“比兴”艺术特征上，进一步揭示“比兴”的思维特点，形成了我国特有的民族艺术思维理论。另一些理论家集中沿政治教化的线索阐述“比兴”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形成了带有民族特色的美刺、讽喻理论，并使“比兴”一词成了文学作品某些思想内容的代名词。前者以皎然、贾岛为代表，后者以陈子昂、殷璠、杜甫、白居易为代表。
隋唐以来，封建大一统帝国建立以后，统治者十分重视对审美文化以及整个意识形态的重建。他们认为六朝与两汉的文人往往顾此失彼，造成政治至上或审美至上。因此，唐代应当吸取前人的文学创作经验教训，将文学的审美作用与政教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
唐代，陈子昂对“兴寄”的呼唤，是对六朝几百年间久违了的托物言志文学观的恢复。他在《修竹篇序》中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有文献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64][P227]他的“兴寄”说建立在文学特有的审美规律之上，将个人的深沉体验与社会人生意蕴凝为一体，将建安与正始年代兴托深远、情兼雅怨的文学精神发扬光大，以适应初唐年代中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人生感喟与文学表达。
